伴隨杯葛六四而來，是一大堆否定和矮化當年香港人的言論，像是什麼二十四年前只是搭便車心態，借學運「過橋」云云。彷彿那時的港人不是真心相信，只是一貫的功利計算而矣。
跟這種犬儒的懷疑態度相反，二十四年前香港人投入八九學運的程度，可說史無前例。那是一種「心」的投入，到了五月中後，隨着局勢緊張，可說全然忘我。讓我引 述一段的專欄文字，題為〈向在前線的同胞致敬〉：
「我們香港可以做的，除了是冒雨遊行，就是死守在電視和收音機之旁，聽着局勢的新發展，我們的傳播界友人亦立即變得格外偉大了起來，香港人都在不期然當一 天接近二十四小時的更，星期五晚上睡得極少，星期六大家以疲倦的身軀參加集會遊行，可是仍是無比的激昂，我在問身邊的人：這有用嗎？」（五月二十二日，明報，作者徐羚）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末尾一句是重點： 「這有用嗎？」當時很多人都在追問，卻不是功利計算，而是力挽狂瀾之人內心不斷的自我拷問，並以幾乎忘我的行動來回答， 「死守在電視和收音機之旁，當一天接近二十四小時的更」，是那些年香港人的其中一幅寫照。在一篇題為〈風雨的日子〉的專欄文章之中，另一位「心情如天色一 樣灰暗」的作者阿濃這般寫道：「我說：有錢就捐錢，有需要簽名的就簽名，能開會便開會，能遊行便遊行，就算是多打幾個電話給朋友談談你的看法也是好的。」（五月二十七日，明報）
那份忘我，夾雜了香港人的憤怒、焦急和哀傷。相比於過去任何一次群眾運動，今次明明已經是超乎想像的投入進去，但在強權之下，彷彿一切都很渺小。正是在鎮壓之前已浮現出的一份現實和夢的距離，長出了飄蕩在人際之間的陣陣哀愁，程度近乎憂鬱。
那時候，眼淚隨時奪眶而出，只因一幅圖像也隨時在人們腦子裏浮現，不分場合突然來襲，有作家這樣描述：「滿腦子都是學生們捱着餓在天安門露宿的可憐樣貌，或者是穿著綠色軍裝的軍人影子，心內終日都替這群熱血沸騰的學生擔憂。」但更深情的是，同一位作家在文 章開頭所說的，他因為這份擔憂而弄得經常脫稿， 「終於，丟下筆，放棄了」，這篇文章名叫〈丟下筆〉（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明報）。
八九年，追逐夢想的熱情和哀愁不斷在日常生活中瀰漫擴散，如果之前的香港意味着政治上的冷感和漠然，那麼現在完全不同了，人們對一切政治的美醜恢復了最強烈 的感覺。人們懷抱希望之餘，也伴隨着一份深刻的哀愁，寄託了一種「生命浪費在歷史的麻木無知」的哀傷，作家游靜這樣寫道：
「他們令我想到很多，比如說，個人過分容易被煽動的感情。我的意思是，我坐在這裏看電視，就流了眼淚。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在遮打花園，在家中，在船上讀報 的時候，在道德對錯的識別上。這種事情自然是好的，因為我如此愛戀生命，悲痛生命浪費在歷史的麻木無知中。但感性的洶湧又剝奪人理性的認知。因為我流眼 淚，我無法認真思考事情。思考我對事情各種各樣懷疑的可信性，我懷疑，這也是，身為中國人的悲哀。」（五月二十一日，星島日報）
然而，回望這一切，我寧可說：因為人們流淚，才能夠認真思考事情。
（明報副刊世紀 2013-06-03）
照片由 Philip Chan 提供（相關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