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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謙

《工人文藝》執行編輯,屯門樂活書緣打雜。 苦難的過去,彰顯歷史的沉重與當下的珍貴,痛苦的抉擇與糾結的回憶,傳遞給人沉穩的力量和頑強的勇氣。於是,一種勇敢面對未來艱險的鬥志油然而生。 先祖三代,由19世紀中期,是自廣東新會到三藩市的定居華僑,一直到父親一代移居香港。 畢業於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 註冊社會工作者,店員,詩人,輔導治療師,書迷,愛好中國文化,終身抱現象學式態度的哲學研究者,不能養狗的狗迷,經常抱著社會主義的盼望,但絕不是史達林主義者。 樂活,讀本,人生。 網誌

政經

「照顧與控制」——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社會福利 (季耶 譯 張光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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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與控制」——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社會福利
Iain Ferguson、Michael Lavalette

譯者按:下文節譯自英國學者Iain Ferguson 和Michael Lavalette2009年3月發表的論文〈「Baby P」虐兒事件後重新檢視社會工作〉(Social work after “Baby P”)。該文篇幅頗長,有些章節是談英國本地情況,所以暫時只節譯第四節的內容。這一節扼要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下社會福利的性質。

不時有人討論:究竟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下,社會福利(以及社會工作)是一種值得基層大眾維護和爭取的權利呢?還是只是統治集團對大眾實行社會控制的一種工具?有人甚至以為馬克思主義的福利觀,是把福利視為僅僅起著修補資本主義的作用的壞東西。這看法是片面的。

下文所談的自然非常簡略。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朋友,建議看看Ferguson 和Michael Lavalette加上Gerry Mooney三人合著的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2002年),它基本上是採用英國左翼史學家John Saville的分析框架(1957年發表的論文〈福利國家:一個歷史考察〉)作進一步闡釋。

社會工作有時候也被稱為繼醫療衛生、住屋、教育和社會保障之後的「第五項社會服務」,它不同於另外四種戰後福利國家措施,因為它不是提供一種普及的社會服務。它首要的目的一直是關心勞工階級中生活最貧困的那一層份,包括那些因為年齡、身體或者智力問題給自己或他人造成麻煩的人。比如1990 年代蘇格蘭格拉斯哥市內史崔克萊區(Strathclyde)接受社工服務的人十分之九都是領取政府補貼的。1

政策要求社工去管理他們能夠察覺到的貧困父母的行為問題,包括需要時把他們的孩子交由政府照顧。但這就容易導致兩種後果:一方面他們很容易引起勞工階級的懷疑和敵對心理,畢竟他們不像衛生巡查員(health visitors)那樣有官方背景。另一方面,由於社工接觸的是被標籤化的社會群體,如施虐的父母、青少年罪犯、尋求庇護者以及身體或者智力有問題的人。這使得社工很容易遭到右翼政客和報刊的攻擊,被誣衊為「軟弱」或「天真」。尤其是受過職業訓練的社工一貫強調「不批評的態度」(non-judgemental)並尋求理解受眾行為產生的原因。

因此職業的社會工作就很容易面臨「照顧」和「控制」的尖銳矛盾,這也是資本主義體系下福利制度普遍存在的內部矛盾。2
首先,社會福利改革有時本來就是勞工階級鬥爭的直接結果。3法國在1930年代,上百萬的工人進行罷工並佔領工廠,導致了社會福利體制的確立以及1936 年人民陣線的上台。4樣是法國,1995-6 年兩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削減社會福利的威脅(所謂的「(法國總理)朱佩計劃」)並取得了勝利。這也點燃了法國燃燒至今的階級衝突烈火。5

而且一般說來,擔心勞工階級起來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成為推動政府自上而下進行改良的間接動力。比如19 世紀的德國,在接連不斷鎮壓社會民主黨的同時,總理俾斯麥進行了社會立法;二戰結束時的英國,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奎尼汀‧霍格Quentin Hogg (後來的海爾什姆勳爵) 敏銳地認識到它需要改良,在1943 年就曾聲明:「如果你們不為人民進行社會改良,人們就會對你們進行社會革命。」6也正因此,工黨政府在1945-51 年建立起了英國的「福利國家體系」,其核心就是「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這也反映了戰後初期階級力量的平衡關係。

但是如果你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社會福利都是自下而上鬥爭的結果,那你就錯了或者誤解了。福利國家本身還是資產階級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進行階級統治的一種社會控制方式。從英國最早的1830 年代的濟貧法看,它就是要強迫那些有能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人必須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謂的福利措施也令人氣憤,僅適用於那些年老、嚴重殘疾之類的特定社群。這也就意味著在19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對於很多人來說,貧民習藝所只是一個勞動場所的新選擇。1869 年英國成立的第一家社會工作組織「慈善組織協會」(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在艾德禮(Clement Attlee,1945 年任英國首相)看來其「本質就是為了保護有產者的利益的。」7該組織佔主導的意識形態就是認為貧困的原因在受眾身上,而不去追究社會經濟結構方面的原因。其雜誌《慈善組織評論》(Charity Organisation Review)說:「英國勞工階級貧困」的原因不在於「他們所生活的環境」,而是他們的「浪費的習慣」。8

今天,福利政策作為進行社會控制手段的重要性絲毫不能被忽視,我們也看得到新工黨正試圖迫使單親父母回去工作,還要通過新的工作測試減少領取補貼的殘疾人的數量。而它的騙人口號就是「工作是脫貧的出路」。另外,福利政策也被用來塑造和強化主流的家庭和國族觀念。我們都知道很多福利政策都是建立在對家庭的設想上的9,比如它想當然地就認為大部分婦女都是要撫養孩子並從事家務勞動的。這種判定本身就已經反映出誰更有資格獲取福利;還有「英國公民權」這一提法,已經把那些本應合法獲取福利的人(如尋求庇護者)當成了「局外人」。10

最後,福利制度的設立對資本主義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希望其競爭對手擁有一支比自己更健康、受過更好教育的勞動大軍。也就是說,確保本國勞動力最起碼的健康和教育水準是符合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的。馬克思曾就19 世紀的英國「工廠法」(對婦女和兒童的每週工作時間做了一些限制)做過如下評論:「工廠法……就像棉紗、自動器和電報一樣,都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的需要。」11 過去一百多年來大部分重要的福利制度改革的原因都是當局認識到,要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軍隊戰鬥力(就像十九世紀末英國與南非之間爆發的兩次布爾戰爭這個負面經驗表明)12,就需要鑄造一支健康的、有技術含量的勞動大軍。我們指的絕不僅是身體上的健康,正如哈曼(Chris Harman)所說:「它也是一個道德問題,資產階級需要工人們心安理得地為他們工作,就像農民的牲口那樣。」13

然而,就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資本從來都不會主動接受這些變化的。」14儘管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但幾乎每一階段的變革,都要經歷議會裡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強烈反對。而他們後來也往往不得不痛苦地接受通過稅收的形式放棄自己部分的利益,為工人們提供些微福利。統治階級勉強地接受了勞工的高福利,也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的「長期大發展」。但當全球經濟從1970 年代中期衰退時,削減福利開支就成了工黨和保守黨政府的首要措施之一。

1.Becker, Saul, 1997, Responding to Poverty (Longman).
2.Ferguson, Iain, Michael Lavalette and Gerry Mooney, 2002, 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Sage).
3.Lavalette, Michael, and Gerry Mooney (eds), 2000,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Welfare (Routledge).
4.Danos, Jacques, and Marcel Gibelin, 1986,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Bookmarks).
5.Wolfreys, Jim, 1999,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84 (autumn 1999)
6.Hansard, 17 February 1943.
7.Lewis, Jane, 1995, The Voluntary Sector, the State and Social Work in Britain (Edward Elgar).
8.Jones, Chris, 1983, State Social Work and the Working Class (Palgrave Macmillan).
9.Merrick, Dave, 1996, Social Work and Child Abuse (Routledge).
10.同注8
1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12.Thane, Pat, 1982,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gman)
13.Harman, Chris, 2008, “Theorising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17 (winter 2008)
14.同注11
季耶 譯
張光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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