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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麥理浩更新的社會概念【「六七前後:從舊政府到殖民地改良主義講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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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掀起香港廉政風暴(圖片來源

編按:歷史正不斷自我重複。今天香港面對牛肉價格暴漲,貧富懸殊問題未解決,社會怨憤有增無減。其實六十年代的香港,正正面對差不多的社會問題。當年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仍抱着最低程度干預,被國際社會稱為「血汗工場」,又面對六七大型暴動。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副教授馮可立舉行講座,分析六七前後社會及政府態度的轉變。這或許能幫助我們和政府溫故而知新,透過歷史思考今年社會的出路。(上篇請看此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後,港英殖民地政府著手調整僱傭關係,嘗試有限度干預市場。勞工處人手在一年內增加了一倍,擱置多年的勞工立法重新展開。《僱傭條例》推行33項立法建議,訂立標準僱傭合約的最低標準、加強調停勞資糾紛,在1968年獲得通過。教育方面出現了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教育行動組。社區又出現社區組織協會和荃灣合一社區中心。馮可立提到70年代的社會運動,不乏學生運動69年的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72年認中關社以及當年反貪污活動。

1971年,政府改變公務員招募政策,大量聘用香港土生土長知識分子擔任決策及行政工作,使以往以英國人為主的政務官及行政主任制度,開始本地化,打破二元的隔膜。1972年政府聘請顧問公司,研究行政體制流弊,提出改革建議。報告書建議各政策科應將日常行政職責移交各部門,政府分設的六大科,分別負責經濟、環境、民政、房屋、保安及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及計劃,亦成立廉政公署。

麥理浩的社會政策

麥理浩是本港在任最長的港督,管治香港10年半(1971-1982) 。他不單只重視民生的保障,他有一個「基層社會」(grass roots society) 概念,希望將社會政策背後的關係 – 政府與人民 – 突顯出來,使人民不單只得到福利,還積極及正面地參與社會發展。

1974年施政報告提到:「確實,確實有一個(政治) 空隙。這個空隙對政府來說十分危險,對人民來說不可接受,人民在他們的家門之外,並沒有什麼方法影響任何外在的情況」。他在任內推動一些社會運動,例如藉著清潔香港活動和反罪惡運動、推動「互助委員會」成立,連結社會。

1976年,提出社區建設(community building) 概念,他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不會產生「壞」因素的社會,一個包含互助及責任的社會。我們的社會計畫結合人民。因為社會如果不關心人民,人民便不會關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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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香港啟德機場、彩虹道及民航大廈一帶,香港社會正步入改革年代。(圖片來源:稅數之間

十年社會改革

麥理浩任內大幅改革社會制度,帶領香港步入較現代的殖民社會。制定民生保障的基礎政策,例如教育醫療房屋等,使一般勞動階層都可以得到某些程度我政府津貼,使他們有更高儲蓄能力及更多機會,增強社會流動的可能。

其次政府較以前較清楚地界定弱勢社群,為老人、家庭、青少年、傷殘人士等社群提供福利服務。比起以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用主義,新政策使政策配合一個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聽眾:今昔社會管治之差異
台下聽眾問到馮可立六七事件與現在香港的社會背景比較有何差異。馮可立認為六十年代充滿貪污舞弊,政府無效率解決問題,整體而言是港府現在是「現代化左」。然而在港英時代,政府「真係想聽你講野」,但今天不是,現今港府領袖班子自我滿足,自傲了,以前自己已現代化,就有自己一套,不聽民意。

另一位聽眾引用呂大樂《我們的70年代》,指出英國在香港進行改革是要預備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 ,問馮可立如何看這陰謀論。馮回應,當時麥理浩外交部出身,在港提出地方行政綠書,成立區議會給予投票權,提高香港人民主意識。馮可立認為英國人部署比香港人聰明得多。

編輯:方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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