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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痛心疾首──學聯還有前路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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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痛心疾首──學聯還有前路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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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半明半昧的中央集權計劃

1)「你與我不同,為了溝通,你就要做我屬下!」

以上這句說話,聽起來超荒謬,但正正就是學聯現在掌權同學的做事邏輯。

在上述的發展小組進行當中,同時常委會的同學在進行另一計劃,此計劃在第二次代表會及其後的一兩次會面中,名為「檢討八、九樓關係」──意思是指常委和管委不能協調的問題。然而,負責這個計劃的理工學生會會長黎震傑和浸大學生會會長陳啟駿,先後在半年期間到過資源中心或資源中心的活動三次,當中陳啟駿較為溫和,肯與中心的所有人談話。後來,事情好像沒有了下文,然後,在第三次代表會前一星期的常務委員會會議中,黎、陳二人提出一份架構重組建議書,理由是管委跟常委不能溝通,為提高管委認受性,要在架構上面將本來同等直輆代表會的管委收歸常委管輆。

在一個群體當中,出現了溝通上的問題,理論上參與其中的多方都有責任。然而,在檢討書中,這些「爭議」的責任,似乎全部到推到過去多任管委會的頭上,而常委、代表會在這些問題上一點問題也沒有,因此需要作出改變的只是管委會,這種結論,實令人難以信服。

同時,檢討書內提到對管委運作模式有「爭議」。既有「爭議」,則雙方都有論據,但檢討書中完全沒有檢討歷來爭議的成因以及管委在各項爭議上的反應和論據,而只見到部份常委會同學單方面對中心運作的要求、不滿,以及隨之而來的「建議」──亦即重整架構將管委永遠置於常委的監控之下。

更甚者,對於爭議發生的原因,亦只有單方面的界定。

如果談到架構,在現行架構中,常委會成員是代表會的必然成員,而代表會中的代表亦通常只是靠每次開會前常委會成員的 briefing 去開會,因此,常委會與代表會的關係,幾近可謂自己監察自己。就如第二次代表會時,代表會主席也承認並且確認「學聯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團體,並且也認為沒有問題。然而這些,卻從來都不被看作是問題。

2)學聯同學承認基本的勞工權益嗎?

在同一份檢討書中,一個曾發出多個與勞工權益有關的聲明的學聯常委會,竟然毫不猶豫地提出,將來發展新會所,要求資源中心搬遷,要求中心總幹事自我增值,去分擔新會所和福利部的工作,以滿足「成本效益」的要求。根據資源中心在學聯會章所擬訂的角色,那些工作已繁重到依靠一名中心總幹事無可能完成。面對每天的超時工作,總幹事無怨言,默默耕耘;而中心總幹事的職員合約中,亦未要求總幹事分擔常委會那邊的工作,若要總幹事身兼兩職,如同減薪無異。依檢討書的語氣,總幹事若不肯增值,自然是炒魷啦,那與一般公司合併、外判情況下解僱員工或壓低薪水的惡行,有何分別!?

3)無意中撞破架構重組之計劃

幸好這一次,管委黃漢邦和袁智仁由於在電郵上見到有討論「八、九樓關係」議程,便跑了上去開會,這才知道,原來有這樣一件事情:所謂「關係檢討」已變成了白紙黑字的收歸合併計劃書!如果不是這次意外地上去開會,到檢討書提上代表會通過時管委的同學才會知道!袁智仁當即指出,這樣一個牽涉兩邊溝通問題的事項,無論如何應先上資源中心與中心各人商討,各常委不置可否,唯港大代表馮英倫指應要與資源中心討論一下,於是負責撰寫計劃書的陳、黎二人答應於星期二晚七點,即代表會前四日,到資源中心與各人討論檢討書內容,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黎震傑提出,屆時非管委不得在場。袁智仁反抗,指出中心一向有開放討論的民主文化和傳統,不可能將管委以外的人摒諸門外,開秘密會議,最後黎震傑指出,非管委的人可以在場,但不能參與討論。

事後另一當時不在場的嶺大管委蘇穎詩知道之後,非常生氣,以個人名義在學聯電郵組出了一個電郵,指出中心向來沒有不讓人發言表達意見的不民主規條。

4)星期二的會談

時至星期二,陳啟駿同學、與另外兩位同學,於八時到達,指他認為所有人都可以表達意見,然後就重覆了因為溝通問題所以要將管委收歸常委管輆的邏輯。陳啟駿同學表示,其實管委會很多計劃在代表會遭到阻撓,原因是代表會同學一時的意氣,但常委和代表會其實是同一群人,說服常委就可以說服代表會,所以為提高管委會的認受性,就要雙方有常設渠道,而這個常設溝通渠道,就是令管委會受常委會經常性的管輆!

管委同學與一眾參與者當然無法接受這樣的講法,並提出三個理由,指管委無法接受這種做法:

一)常委越俎代庖,竟然代替管委會做自己的檢討,然後便想訴諸代表會通過後,迫管委會就範,是為越權和不尊重;

二)這個牽涉管委和資源中心運作的計劃,撰寫前只與管委正式談過兩三次,亦幾乎沒有參與管委舉辦給同學的活動作觀察;撰寫後又從來未正式讓管委會過目和有機會商討,到無意中被人撞破才上來商討,管委亦無足夠時間回應,這種不民主的做法,令管委十分憤怒;

三)學聯會章內,學聯社運資源中心和中心管委會的章程寫明,這些章程的修改必「先經管委會或者修章委提出」,常委現在的工作是違章行為,是為不合法。

時至晚上九時許,財委委員盧偉明和另一撰寫計劃書的黎震傑同學相繼抵達。盧偉明指出,資源中心的管委應理解今年常委是有進步,因為以前的常委同學不會有文件,只會在代表會時直接提關閉資源中心的動議案,所以今年是有進步。黎震傑同學則表示希望管委明白,他們做這份檢討書沒有傷害管委同學的意思。

會談氣氛雖說不上是愉快,而雙方仍存歧見,但最後雙方有一共識,即是如果把這份檢討書直接遞上代表會,只會傷害常委和管委的合作基礎,把最後的信任基礎也摧毀掉,因此,應在代表會上提出成立工作小組,由雙方有同等的人數參與,大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開誠討論問題。陳啟駿同學答應會回到常委會議上,提出這一點。會談當晚除資源中心管委及參與者外,亦有一些與管委有合作或者關心學聯未來發展的同學前來列席,這個承諾是大家都聽到的。

5)星期三的承諾

在星期三晚的常委會上,港大管委岑學敏同學也有列席,而陳啟駿同學也履行承諾在常委會上提出這項建議,當時沒有正式的動議或議決,不過沒有常委反對,理解這個成立工作小組的建議會通過,而那份備受爭議的檢討書則不會提上代表會通過。不過,常委會建議該小組的主席是代表會主席曾瑋衡,而管委清楚明白曾同學對資源中心存在極大的偏見,無法履行公正的主席職責,因此要求由學聯五位中央代表中,派出與資源中心素不相識的代表會秘書梁靜友或者同時熟悉管委和常委工作的中國民運基金主席楊文友為該小組主席。

就著星期二的會談和星期三的常委會,管委會為感謝真誠開放溝通的常委同學,也公開在學聯電郵組上向同學致謝,並客氣地亦也沒有點名批評任何人地提出建議。

6)以為達共識,原來是受騙

本來,大家都以為,在星期三晚的常委會已經答應以一個較為公平的方法去面對常委和管委之間問題的方法,不過,星期四晚發生了發展小組兩委員因不滿會議不民主而離席抗議事件,星期五晚上常委會主席,亦即代表會副主席陳富賢,竟在學聯電郵組內發出一個電郵,指發展小組的管委代表黃漢邦和修章委代表袁智仁這樣做是不負責任,令到發展小組同學的努力白費,令他十分憤怒。然後,在代表會召開前一日,常委主席陳富賢召開了一次在代表會開會前兩小時召開的常委會會議,會上推翻了星期三的承諾,雖然陳啟駿同學提出反對,但也不能挽回常委會的決定,於是,那份極有問題的資源中心檢討書,就成了代表會議程。

而代表會當日,代表會主席也隨意更動了議程,故意把討論資源中心的議程和討論發展小組的議程掉換,變成先討論發展小組報告,再討論架構重組事宜(亦即要討論把資源中心管委收歸常委管輆)。

至於這種議程改動到底有什麼影響,大家看以下兩段文字就會清楚了。

7)發展小組主席發難,引發代表會遺憾管委成員

在代表會當日,發展小組的報告檢討部份,完全沒有討論工作小組的工作有何優劣,反而只是集中指責黃漢邦及袁智仁,指發展小組的同學希望有一個大一點的共識,才給代表會一個建議,而因二人的離席抗議,所以,發展小組不會有任何的方向性建議提交代表會通過,學聯也將沒有任何相關的工作要執行。

至於為何沒有工作執行,其詳細原因為:

按第二次代表會的決議,這個發展小組到了第三次代表會時需提出方向性建議,然後就需要解散,改而在第三次代表會成立一個執行小組來執行這個計劃。由於發展小組在第三次代表會通過的正式工作報告中沒有方向性建議,因此,執行小組亦不能成立,亦因此,這個本來牽涉巨款投資和學聯路向改變的發展計劃,如果下一屆的同學有興趣的話,才由下一屆的同學再來討論研究。

而這種情況,引起了代表會中某些代表的情緒騷動,要求在代表會中討論黃、袁二人是否「不負責任」,並要動議分別譴責較為多發言的袁智仁,與及遺憾較為沉默的黃漢邦。

討論時,不少與會而無權投票者都指出,在星期四當晚,即使黃、袁二人離席,發展小組理論上仍有足夠法定票數做決議,無可能會妨礙小組進行決議;也有人提出一個質問:當隨時也可能有兩位同學因有事而早退,依照發展小組主席和常委會主席的「以追求共識」為最高原則,也可以同樣因有人早退而無法達成決議。

換句話說,如果真的因為追求共識而無了任何二人都不行的話,而如果二人只是早退而不是抗議就不會被譴責或遺憾的話,那麼,黃漢邦和袁智仁真正被譴責的目的和原因,是因為他們提出反對意見!

可惜,這個意見似乎不為動議同學所聽見,他們亦不願收回動議。在討論時,亦不時出現主席不讓人發言的時候,我也不想對這種令人難堪的情景再作描述。

學聯身為一個社會中的異議團體,怎能夠這樣面對自己內部不同意見的同學,簡直令人難以致信!

在譴責袁智仁的時候,反對票剛剛比贊成票多出一票,袁智仁的城大同學投了反對票,因此袁智仁幸未被譴責;但在遺憾黃漢邦時,黃漢邦自己投了棄權票。當時我感到十分不平,離遠見到他時不斷向他搖頭,但他在兩次投票中都堅決投了棄權票,結果被人遺憾。現在回想起來,我很後悔,覺得需要向黃漢邦同學道歉,其實身為他的朋友,應該支持他在這麼一個不義的情景中堅持自己原則才對。雖然,在當日的他,已不是我平時認識的他──認識兩年,我只知他是一個被欺負了也只會啞忍,以免破壞關係的老好人,我從未聽過他這麼清晰、這麼詳細、這麼肯定地在眾人面前,講出自己的意見。對於他的改變,我覺得很感動,也覺得很悲哀──難道真的要受到本來同行的同學的打壓,才會真切感受到為自己有所堅持的需要嗎?

8)發展小組討論惹情緒 常委主席重提架構重組

發展小組的討論結束,主席又調議程,將一些選舉議程放在前頭,然後才討論社運資源中心的問題。終於到了這個名為「學聯架構重組」的議程時,常委主席及代表會副主席陳富賢起立講道,由於星期四發展小組黃、袁二人的離席事件,令到常委同學覺得,與管委會不能合作和溝通,因此決定要提出原動議。這個原動議,即是將社運資源中心及其管委會收歸常委管輆和監察,並要將資源中心搬到將來的新會址,中心總幹事則要過去分擔新會址的工作。

在當時的情景,由於經過了發展小組的討論,其實有很多代表已對管委會有相當的情緒,而管委也對常委破壞承諾相當憤怒,亦不明白為何在一個獨立的發展小組中發生的事情,可以引申到這個議程之中。在這種情況之下,管委提出一個動議,要求代表會通過常委原定的承諾,成立那個工作小組。常委主席及代表會副主席陳富賢指,若討論此動議則會自動否決原本的架構重組議案,因此主席拒收議案。管委同學感到很沮喪,也在情感上受到很大的傷害,便提出一個要求休會十五分鐘的議案,希望冷靜一下。

當時主席已經見到動議紙,但副主席(亦是常委會主席)陳富賢同學卻拿走這張動議紙,將將遞議案的管委袁智仁同學拉到一邊,私下不知講什麼,我離遠只見到袁智仁同學的表情相當錯愕。嶺大管委蘇穎詩離遠見到二人討論,不明白為何主席可以拒收議案,便到副主席陳富賢處拿回動議紙遞給主席曾瑋衡,曾同學表示這不是蘇穎詩的動議而要她收回動議紙,蘇穎詩非常生氣,也明白到對方已不顧任何原則,總之就決意要在這個會議中,違章地修改資源中心的會章(會章明確列出,有關社運資源中心及其管理委員會的會章,必須先經管委或修章委員會提出),迫管委同學就範。同時,她也明白到,正如常委委員陳啟駿同學於星期二晚在資源中心所言,對於一些平時不理學聯事務,到代表會時才跟該院校學生會主席或外務副主席來開會的代表,很難會與他們的主席或外務副主席投不一樣的票。

9)代表會秘書率先憤而離場

會議到這一刻,所有在場的管委、有參與資源中心的活動或與資源中心有合作關係之同學及人士、一些關心學聯未來發展的學聯基本會員,都已感到十分憤怒。嶺大管委蘇穎詩站起來,忍著眼淚,以她最後的抵抗能力,表示要離場抗議,並邀請所有會一起離場的人與她一同站立來起,就在她要求代表會秘書梁靜友──一位與管委和資源中心都素不相熟的同學──寫下有代表離場的備案時,想不到一直坐在正副主席旁邊的代表會秘書梁靜友,亦忍受不了在場的不義氣氛,收好書包率先離場抗議。詳情在故事一開頭已說過,在此不贅。

10)支持學聯的市民傷心淚下

而其他各個感到憤怒和傷心的人,都一個一個陸續在離席之前發言。也是直至這一刻,城大管委袁智仁同學才噙著眼淚,向大家講出了剛先陳富賢同學拿著那張袁智仁要求休會的動議,和他講的說話,原來陳富賢拉他到一邊所講的是:如果袁智仁堅持遞休會議的話,下一個動議,就是關閉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最令人吃驚的是,陳富賢同學竟然氣定神閑,眼都不眨,搖搖手指道:「我沒有這樣講過。」這時,整晚都沒有發過言的我,忍不住高聲講出,我不相信袁智仁會講這樣的大話!嶺大管委蘇穎詩也忍不住說道:「我們到這一刻什麼都輸了,連大學生應該是什麼也輸了,還屈你來有什麼用!」

當日列席代表會的其中一位青年公社成員麥家蕾,曾經於去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的反人大釋法行動中,以拍攝紀錄來支持學聯常委同學衝入政府總部的示威行動。而當晚,她與管委主席黃漢邦,通宵拿著攝錄機,與常委同學一起待在政府總部鐵閘內,希望攝錄機的存在可以免這些同學遭受警方暴力對待;而社運資源中心其中一項活動「眾融頻道」的參與者亦全數在閘外,通宵支持學聯常委同學的行動,希望協助閘內同學與閘外市民在行動上的溝通,直至次日早上全員一起被警察抬走。

代表會當日,麥家蕾親眼看見代表會裡的當權者,其面孔和說話與四月一日清場時的警察和官員一模一樣,感到極度心痛和失望,當她在代表會現場發言希望勸誡同學要小心自己現在是掌權者時,忍不住聲淚俱下,可惜,當她聲淚俱下的同時,代表會的正副主席和一部份其他代表,仍在說笑談天,完全沒有聆聽,麥小姐都可謂對牛彈琴了。

到最後沒有辦法,麥小姐亦只好加入管委同學離席抗議的行動。

11)代表會主席竟想搞台底交易了事

在一眾管委、學聯基本會員及關心學聯的市民憤而離席抗議後,社運資源中心的總幹事郭達年仍想留下與看來不太知情的少數與會代表討論,到他想離去時,代表會主席曾瑋衡忽然拉住他,想做些枱底交易,內容大概是:給社運資源中心一層樓和一筆錢,以後學聯就沒有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總幹事非常吃驚,表示自己一不能代表資源中心和管委做任何事;二也不能認同這種枱底交易。

當總幹事向管委及資源中心其他的參與者講出這件事時,大家真的覺得,難道要社運資源中心的人每次和常委和正副主席說話時,都要背著錄音機來保障自己?這不是很可悲嗎?

代表會主席和大部份常委成員可能一直認為資源中心的問題是錢的問題,可是,他們一直都聽不真一件聲音:學聯如果搞學運,就不能脫離社會運動,就要反思自己和社會上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不能和不願成為大學生的人們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學聯路向的問題,是一個學運與社會的關係的問題,是一個大學生如何看待自己在社會中位置的問題,也是為何學聯社運資源中心內,一眾學生與其他參與者持續以大量人力、時間、經驗和物資等各種資源投放在中心的原因所在。

如果代表會主席和常委的同學以為用利益引誘就能斬斷學聯與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的關係,那麼就大錯特錯了!

筆者結語:到底學聯現在對學運和社運有何期許和承擔?

後事,便是大家都看過的聲明。再後來?

譴責聲明出了後,在學聯電郵組上有一些前學聯成員,包括第四十四和四十五屆的代表會主席,都表達了一些意見,而代表會主席曾瑋衡與發展小組主席杜偉傑在回應時,也充份表現了他們是如何對待異議聲音,似乎也不需要我再多講。
寫了這麼一篇長的敘事,故然是想為長期以來一些糾纏不清的事情作一個梳理,也讓其他人較為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更想引發的討論不是當日的是非,而是:到底學聯還有沒有前路?

每年只開三次代表會和一次周年大會,以我理解,本是一種對受監察的同學的信任,讓每個小組委員會都有相對大的自主性去運作。而在一個民主的機制裡,我理解代表會和周年大會的職責不是去「插」人做得好不好,監控各個委員會做得好不好,而是共同去討論重要的方向和原則性問題,去確立自己對學運和社運的承擔究竟為何。正如管委主席黃漢邦在代表會發言時曾講道:學聯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在談十年,二十年的事,為何要急於有所動作?為何不能有一個較長而豐富的討論?

到底每一屆在學聯的代表,對大學生與社會的關係作何理解?對學運有什麼期盼?對社運有什麼承擔?對於學運與社運的關係作何理解?對於學聯為何要有一個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有何(較口號式語言更為深入的)理解?對於「民主」作何理解?對於自身所掌握的權力有何理解?

可惜,在現在的情況下,代表會原來只變成了少數人操控票源去做自己做的事情的橡皮圖章,已經喪失其意義。到底,怎樣才可以重新再來,發展出一個有視野、有承擔的學聯,真的是極待討論。

不同位置的人對歷史便有不同的詮釋,我所書寫的故事,是我站在我的位置上所見到聽到的事情,大家儘可不同意。雖然昨日已聽聞代表會主席曾瑋衡同學已在各院校學生會裡不停馬票,準備二月的代表會特別會議和周年大會再用票數來取得勝利,但我仍希望,各同學可以今次事件為鑑,認真嚴肅地去討論,去反省自己對上列問題的想法,開放自己去聆聽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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