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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麽我(們)要支持活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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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麽我(們)要支持活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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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這是呼籲支持活化廳,不如說這解釋為何我支持活化廳,以及認為支持活化廳是當下香港文化工作者的當務之急。活化廳是我所知的雖一能夠真正與社區展開互動的藝術組織,也是唯一一個在仕紳化猖獗的城市裡有意識地反美學的團體。由劉建華和程展緯主持到現在由方韻芝、李俊峰與葉浩麟繼續,一直以來我見到的活化廳是我們的希望,而如果藝發局因為行政的需要而毀滅這個希望,這不單是可惜,而且是令人切齒。

當下香港的仕紳化項目一個接一個,一個比一個大型,由城市到郊野無處不在。甚麽是仕紳化?簡單來說仕紳化便是地產商和政府勾結,然後結合建築師、藝術家、設計師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以美學包裝生活方式來提高住所的價格,最後毀滅一個個已存在的社區。早在四十年前社會學家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都市革命》中已預計都市問題將取代工業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的目標便是全面都市化。今天在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香港,我們見到的是史無前例的猖獗。仕紳化產生很多故事,但結局往往只有這一個﹕舊的住戶被逐出,新的屏風豪宅林立,旁邊是以設計主打的餐廳和畫廊,新的主戶都是高收入(或者預了打整輩子工還按揭)或者內地的投資者,那裡沒有社區只有閉鎖社區(gated community)。仕紳化展示給我一種美學,換言之也就是以文化工業打造出來的生活方式。

香港和東亞大部份地區盲目地輸入英國在九十年代所定義的文化工業,以圖發展創意經濟來定位都市的位置,卻無賭這些文化工業背後所造成的破壞。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其實內裡千瘡百孔。幾年前在倫敦的德普特福德(Deptford),一個主要是非洲以及亞洲移民的社區,開始了市區重建計畫,其中的一個重點便是將設計和藝術帶進市區裡,於是,一個廢棄的火車廂變成了一家咖啡店,車廂內外都是塗鴉以及標語,象徵著自由與反叛。但最後當你探身車廂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的食客都是白人,因為那裡的咖啡售價要比普通店貴差不多一倍。

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之後政府停止對大量文化藝術機構的贊助,因為在其眼中它們只是投機經濟的一部份,金融危機之後已不需要再發展「文化」。數年前,我與一些朋友組成了DOXA Collective以研究歐洲創意工業以及其產生的問題,同期我以理論學者的身份在一些大型的文化、藝術機構(包括英國的泰特、法國的蓬比度中心等)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由文化工業以及仕紳化締造出來的美學災難。都市化與文化工業已完美地結合,任何以為可以策略性地參與其中以發展本土文化的嘗試最後只是為其錦上添花,而藝術團體辛苦經營出來的成就(包括將藝術大眾化等)也只會成為附帶的價值(Positive extenalities)。許多本地從事文化生產的工作者除了埋怨政府複製這些論述不夠快之外,似乎完全忘記了自身作為這種文化工業的生產力之一。

四十年前斐伏爾也意識不到這個美學的問題,他批評Le Corbusier的都市主義,指他過於規範化空間的功能性,「他突略了街道所包含的功能﹕資訊的功能,符號的功能,玩的功能。街道是一個玩耍以及學習的地方。街道本身便是失序的。」四十年之後,這種「自由」與「玩樂性」已被選擇性地應用到都市化美學,最為人知的是Richard Florida所推廣的創意城市。

但我們並非沒有應對措施,因為活化廳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正在做出相應的努力。活化廳自稱為社區藝術,事實上它所做的遠超過我們所理解的「社區藝術」,而是展示如何重新理解美學以及以反美學作為武器。藝發局如看不到這個問題,是因為藝發局已成為這個美學災難的共犯。但我們始終對其抱有希望,因為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斷不會只是不作思考的機器。藝發局已發出警告信如果活化廳的成員在十二月內(尚餘四天)不搬離將探取法律措施以及交由警察處理。

我們知道行政和警察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也造成等量(如果不是更多)的問題。活化廳幾年來所做的只是一個開始,我們知道一個好的項目至少需要五年的時間去建立根基,而香港大部分資助團體一向以一、兩年為期限其實跟樓宇炒買的邏輯相差不遠。活化廳需要繼續,我們不能眼見到這些努力毁於一旦,更甚的是一個希望的幻滅。我們需要呼籲藝發局與活化廳以及所波及的社區展開對話;同時面對法律以及警察的威協,他們更需要我們的支持和幫助(包括公開討論、去信藝發局、親臨參與活動/聲援),這不是活化廳撤與不撤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我們未來的公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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