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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輿論 失掉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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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變天」,愈演愈烈,員工成立關注組,要求公司交代撤換老總的前因後果。幾百前員工齊心一致,發聲守護「娘家」。評論員專欄作者,相繼加入聲援行列。大學新聞系老師學生,發表聲明撐明報。一群珍視香港言論自由作為核心價值的學者,包括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表態要求明報管理層回應員工訴求。

員工、前員工、作者、讀者、學者、老師、學生的關注和反響,就會令明報老闆回心轉意,收回成命嗎?未許樂觀。一位資深新聞人在官台節目大潑冷水:「新聞自由是屬於擁有新聞機構的人。」言下之意,不滿意決定的新聞工作者,只有跳糟的權利,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這位新聞人沒有申報利益,自己正正是「換老總」的得益者。我要問的是,如果一份報紙不是社會公器,只是老闆股東的私產,方針路線人事安排,全與記者、編輯、作者、讀者等持份者無關,那麼,他與在街市賣菜賣魚的老闆有何分別?傳媒為何有資格成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恕我坦白,可能就是這種心態的新聞人,使香港傳媒淪落到今天如斯田地。

我對明報風波不敢樂觀,因為這是政治大氣候。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筆桿子和槍子,共產黨一直認為,控制傳媒和輿論,就可以控制民心。北京希望通過控制傳媒來控制民心,早在回歸前已經著手進行。

回歸前,香港已有文大新商晶五份左報,極左形象深入民心,銷量不濟,公信成疑,無法打開局面。當年南華早報,政經精英必讀,又有國際影響力,辦一份以中立面貌出現的英文傳媒,成了對北京港重要政策。

曾是港英紅人的兩局議員羅德丞,回歸前轉型親中,透過中國領導人向中國銀行貸了兩筆巨款,合共1400萬美元,搞了一份名為Window的雜誌,中國大陸提供素材,雜誌記者以西方人接受的語調再寫,面向精英階層,以為這樣就可影響輿論導向。雜誌1992年創刊,到94年底倉猝停刊,兩年間,投入了超過一億港元,20多年前,這絕對是天文數字。過億港元就這樣掉進了鹹水海,對香港的輿論卻泛不起一丁點漣漪。雖然如此,影響收編香港走中間路線的傳媒,成為了既定對港方針政策。

20年前過億港元,今天只是小菜一碟,操控香港傳媒,不外乎兩種方法,一是直接購入,老牌大報和電視台由紅色資本全面控制,銷量和收視愈走愈低,起不了甚麼實質作用。二是用虛銜和實利統戰,賜你一個全國或省市名銜,給機會給政策讓傳媒老闆內地的生意愈做愈大。在龐大的商業集團內,媒體的份額已微不足道,是否盈利也不重要,但媒體的立場取態,卻成了集團在中國大陸生意舉足輕重的賺錢工具。

這種搶奪話語權,影響輿論導向的統戰模式,回歸以來百發百中,大部份媒體已成功收編,在重大問題上,本地輿論趨向一律,剩下的兩份中產知識分子報章,信報已變得八八九九,只留下林行止和練乙錚負隅頑抗。而明報呢,用同樣的模式,已陷入沉淪的邊緣,天堂抑或地獄,只在老闆一念之間。

問題是,操控了香港輿論,就等同控制了民心?就會令香港人歸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全港媒體幾乎一片紅了,但梁振英的民望愈走愈低,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愈來愈小。贏了輿論,失掉民心,又有甚麼好處呢?

(明報‧201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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