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文望》創刊號
因為參與社會行動，屢次被捕。從以往直接在抗爭現場被帶走，到現在示威活動過了九個月才出現秋後算賬，除了行動者承受不一樣的壓力，也看見政府在盤算著別的事情。
現在是怎樣的情況？假如你上街時沒有使用武力，沒有刑事毀壞，只要你在現場出現過，只要執法人員用攝影器材拍下你的容貌，律政署就能在適當時間翻開影片紀錄然後以非法集結罪把你拘捕。在六四、七一前夕，這招似乎特別奏效，它能正接打擊示威者的行動力，使市民重新估計上街的代價，尤其以當前和平理性掛帥的年代更見影響深遠──這個是赤裸裸的政治檢控，只要律政署要抓人，如何和平也無濟於事。
每次被捕，我也會把握時間與重案組探員討論時事：有警員愛好騎單車，他抱怨香港道路設計失敗，當全球越來越多國家鼓勵市民以單車作 交通工具，香港騎單車人士仍然要與車輛以命相搏;有警員育有一子一女，擔心愛國教育拆件推出，但警務人員不能出席反對派集會;有警員 說現在宿舍也沒有了，待遇不好，但警察沒有組織工會，無從爭取;有 警員說在議會內丟東西的激進派不合理，我問除了丟東西的無力對抗形式外，還有甚麼可行的方法能制止議會內斷送你我的未來？又有警員認 為辱警指引能保障警員，我說人與人之間本就不應該互相侮辱，應訂出全民適用的「反侮辱條例」。
我會形容現在是國家機器並未完全成熟的狀態，當我們談到生活、民生、社會的未來、下一代的未來，即使我與執法者當下是對立的，但憂慮卻又是如此共同實在。警員說在重案組工作是要拉大賊，不是要拉社會行動者，但香港執法部門當中仍沒有專門處理政治犯的，仍沒有地下警察，骯髒事就只能交予重案組。而在官商勾結，社會動盪的日子，警 察還是會繼續與市建局合作拆屋收地，對向村民身上施加的暴力視而不 見;有大型示威集會的日子，還是會欺騙市民，把人數盡量說少;政局壓力下，還是會選擇性執法，縱容愛港力人士；面對決心打壓行動者， 對北京搖頭擺尾的曾偉雄，還是順從。只有警察，才能最有效地侮辱警察自己。
被捕消息一出，海外的藝術行動者朋友都表示慰問。有泰國的策展朋友，之前參與曼谷反政府大集會，現在被秘密警察盯上，差點在街上被抓上車，現在不敢獨自外出；拉脫維亞的電影人告訴我當地示威者可能被判入獄十五年，參與過早前反政府行動的人多數被逼離鄉別井；柬埔寨獨立媒體人傳來當地強行拆屋收地的片段;希臘畫家找來當地媒體，以我的案例探討香港的政治困局;法國音樂家透露當地抵抗基因改造食物的行動與改造商 Monsanto 的種種卑鄙手段。還有日本的反核朋友、台灣的反服貿朋友、韓國的工運朋友等等……
亂世，我會想，學習或教授藝術究竟有甚麼用？
鋼琴家Alice Herz-Sommer剛於今年二月去世，終年110歲，是世界最長壽的音樂家。她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大屠殺，也因為自 己的猶太血統，與丈夫兒子一同被關進集中營。Sommer在人生最絕望 的時間演奏音樂，而營內許多饑餓的、生病的、垂死的猶太人，也因為音樂而撐過去。她說自己是猶太人，音樂卻是真正的信仰，還衷心感謝貝多芬、巴赫、舒伯特等等音樂家，送予世界一種言語不能表達的美好。Sommer形容音樂是一個由平靜、美麗與愛築成的島嶼，比娛樂有更巨大的價值，尤其在苦難之中，是唯一能通往希望的出口。我想，活在紛亂黑暗的時代，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巨大的價值作為指引，這些可能是藝術、宗教、學問或其他種種人們相信的事。面對這些信念的浩瀚， 面對藝術的純粹、信仰的盼望、學術的求真，使在地的苦澀變得微小。 社會行動是為推動社會進步而生，在這個意義之下，社運本身就是不會完成之事。面對無以名狀的壓力，生命有限，可能徒勞，但又怎樣？只 要繼續說真話，追逐相信的事，不管處境如何惡劣，我們終究能跨過一 切瘋狂，往返信念建構的小島。只要這個島仍然存在，只要信念存在， 即便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