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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

香港職工會聯盟(簡稱職工盟)1990年成立,現有90多個工會成員,代表近20萬打工仔。我們堅守的使命:凝聚集體力量,推動自主工會運動,改變社會以達至工人的尊嚴生活! 網誌

勞工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長者、工人都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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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立法會討論退休保障的公聽會裏,上演一場余春梅婆婆怒駡自由黨青年團李梓敬的「好戲」。扶貧委員會「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委託港大周永新教授,研究長者貧窮情況及可行方案,將於6月提交報告,可惜政府以收到報告後要公眾諮詢為藉口,拒絕提供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的路線圖。

香港人等到頸都長,為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長者、工人都有火。職工盟訪問長者代表、工友及學者,從多方位透視民間對全民退休保障的殷切,並剖析民間方案的來龍去脈。

長者要求路線圖 官滑頭遊花園

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成員,88歲的趙士潘伯伯,自2000年開始擔任明愛長者聯會代表,可謂全民退休保障的推銷員。為了推廣全民退保,他在長者中心駐紮解答疑問,又定期擺放街站做宣傳,由「當初好唔掂」,到不少街坊支持,見證香港市民漸漸接受及認同全民退休保障的概念。

雖然人口老化問題勢必令政府負擔日增,實行完善退休保障基金是惟一出路,但官員卻是「懶懶閒」。年輕時曾任海軍,老來當長者代表,見盡政府官員。趙伯伯接觸過負責退休保障研究的周永新教授,感覺他「有少少同意我們的意見」,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卻「總是遊花園」,官員都「很滑頭。不是有心為市民,只按本子辦事。」趙伯伯不斷強調,目前最着急是要求政府交出實行全民退保的時間表、路線圖,政府卻一直不願意表態。

「長生津」無稽,供養長者應社會共同承擔

趙伯行船超過40年,1989年「上岸」做酒吧調酒師,直至2000年以74歲高齡退休時,只有公積金數萬元。因行船多年與家人聚少離多,子女遠在加拿大,近廿年都沒見面,退休生活「靠政府」。趙伯認為,光靠子女供養長者,在這個時代已行不通。尤其在「長者生活津貼」推出後,家庭糾紛愈多。其中一個趙伯接觸的長者,本來有百萬積蓄,將資產轉給兒子後被逼入安老院,頓失依靠。趙伯伯覺得「好痛苦,又愛莫能助。長生津不夠生活,又要審又要查,很無稽。」

面對無稽處境,更加堅定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決心。趙伯伯促請政府接受現實:承認長者照顧是全民責任,才是大勢所趨。

強積金僅夠基本退休生活開支十分之一

楊維仲是職工盟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理事,今年67歲,雖「退休」兩年了,但仍需以半職在物流公司作收送員,賺取每月4,400元,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2,200元維持生計。

阿楊沒有子女,與曾患癌病的62歲太太相依為命。太太一直做散工,應付自己的醫療開支及幫補家計。60歲前,阿楊一直任職保安,月薪約7,500元。其後因年紀大,阿楊被公司暗地要求自動辭職。因健康大不如前下,阿楊斷斷續續地任職於速遞公司。至65歲退休前,工資約6,500元。然而,由於私樓租金相當昂貴,每月單是與太太一起分擔租金,已花了6,500元。直至5年前成功申請公屋,上樓後情況才稍有好轉。但距離65歲退休只有3年時間,沒能儲下多少錢。

自2000年強積金法例實施起,阿楊及其任職公司每月各自供款5%,並揀選保本基金,但到退休時,阿楊只取得52,000元。退休後,阿楊每月基本生活費約需2,700元。若以香港男士平均80.5歲的壽命計算,阿楊至少要有50萬元的儲蓄應付退休生活(未包括醫療開支及通賬),即約現時所得強積金的十倍。

享受退休生活,例如旅行,對於阿楊來說是想都不敢想像的事。以阿楊現時的身體狀況,他預計可多工作一至兩年,希望可多儲點錢應付未來的開支。不到最後,阿楊都不想申請綜緩。阿楊表示,綜緩每年要接受審查,相當不便。

強積金對沖再對沖 所剩無幾

飲食工會理事馬劍華認為,強積金對沖機制完全向僱主靠攏,令打工仔全無保障。

阿華現時46歲,任職酒樓燒味部廚師,自2000年開始供強積金。然而,阿華歷經兩次酒樓結業,強積金被遣散費對沖,所剩無幾。第一次在2003年沙士期間(阿華在該酒樓工作了6年),阿華當時共有5萬元強積金,但公司拿走了其中一半,即公司供款部份作長期服務金對沖,阿華強積金戶口只剩下個人供款25,000元。2004年阿華再次找到廚師的工作,但酒樓於2008年結業,同樣地,僱主原要給阿華的4萬元遣散費,再次以強積金對沖了。阿華為兩間公司共服務了11年,然而,11年來公司所給的退休儲蓄65,000元,卻因對沖全沒有了。

阿華表示,強積金對沖是與制度原意背道而馳。成立強積金的目的,是作儲蓄供退休後用,減輕政府因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負擔。若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對沖,每數年對沖一次,所剩下的錢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屆時有需要的人士同樣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援。

另一方面,阿華認為對沖機制不合理,「(僱主)一毫子成本都唔駛(俾)」。公司賠償遣散費給員工,主因是「搵工期間用來救急」及「補償年資」,現時將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是「喺我銀包攞錢,唔算賠俾我」。

退保關鍵在政府視野及政治勇氣 專訪中文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洪

問: 退休保障問題已討論多年,政府經常推說社會未有共識,就您所見,民間倡議的方案是否已達致共識?

答: 綜觀不同民間團體所倡議的方案,其實有三個共同點,首先,最重要的是「全民性」。「全民」的意思是不需要特別入息及資產審查,亦不需要供過款才受保障。

第二,保障的水平相近。最初提出時是六、七年前的事,當時講3000元,但如果計算這些年來的通脹及生活開支增加,目前水平大概是4000元。如果依照目前的長者綜援金額,連同租金津貼作計算,亦是接近4000元的水平。

第三,我們建議的是一個供款性制度,勞方及資方都參與,再加上政府的稅收。如果錢全部由政府出的話,其實可行性不高,在不可能大幅加稅的情況下,政府會將水平壓得很低,或者將資產及入息限額訂得很緊。所以,三方供款反而是一個理性、長遠及可持續的方案。

問: 會否擔心政府推說已經搞了長者生活津貼,只願意在長生津方面修修補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答: 我們跟政府的概念很不同,現時所謂長者生活津貼只是2200元,而且也不是全民,需要經過一個入息及資產審查。這是跟政府最大不同點。如果政府回應不如改善長生津,開一個價,大家又不用供款,表面上好似幾吸引。大部份僱員有MPF的資產,就不夠資格申請長者津貼,等用完MPF的錢再想。這其實十分短視。二三十年之後,這套想法就完全行不通,我們不可能不考慮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如果政府這樣拖下去,其實我真係覺得幾「㷫」,老人家已經唔可以再等。

問: 有一種講法認為,外國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不少都出現「爆煲」情況,因此擔心香港會重蹈覆轍?

答: 其實我們已多次澄清,我們倡議的方案跟外國那些「隨收隨支」(pay as you go)的制度很不同。這些制度是「餐搵餐食餐餐清」,每年不論用收入釐訂支出,或是以支出釐訂收入,基本上不會再儲錢在計劃之中。但對我們倡議的退休方案來說,我們已經對未來人口結構有一個預算,例如考慮出生率、每年新來港人士、勞動人口變化等不同因素。所以我們是做一個「部份預籌款項」(partially prefunded scheme)的計劃,即是為未來十年二十年,尚未退休的整整一代人儲錢,到時儲錢加埋利息就會夠用,所以不是一個「餐搵餐食餐餐清」的計劃。

問: 那麼現時外國的退休制度是否比從前更強調個人承擔?

答: 其實世界銀行也做了很多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專戶」(如強積金或公積金戶口)的做法出現了很大問題。在過去十多年,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投資跌得很厲害,如果剛剛不幸在經濟低迷時退休,當中的風險不是個人可以承擔得到。所以,世界銀行也承認要回到傳統去,強調大家是一個整體,風險分開承擔,不是由個人單獨去面對,而是由整個社會一起去面對。

問: 政府已就退休保障問題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研究,並會就此提交報告,您對此有何期望?

答: 如果大家期望周教授的報告會講「錢從何來」,可能會有少少失望;我預計報告只會講不同方案需要用多少錢,至於那一種方案最可行、財政上較能持續,周教授可能只會建議給政府及扶貧委員會,由他們自行討論及決定。「錢從何來」是敏感的問題。民間方案傾向認為政府應該佔六成,勞資雙方各佔兩成,所謂「六二二」。因為大家都覺得政府拖了很久,責任最大,而現時政府財政盈餘豐厚,是用種子基金還是每年供款形式去處理,則可以另作討論。

對於資方來說,民間方案傾向認為,應該盈利較多的大企業相應要貢獻要多一些。因為大企業的豐厚利潤也是由這些年長工人努力幫他們賺回來的,所以在責任上亦應該承擔更多負擔高些供款率。

我始終認為,關鍵在於政府有沒有視野及政治勇氣,在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中間,帶領大家去疏理一個對香港長遠有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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