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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就是為了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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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就是為了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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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去年十月,村民在北區區議會見陳茂波

東北撥款就這樣通過了,未能在這件事上為社會、為村民做點事情,實在慚愧。畢竟自己與村民也有一定聯繫,當以記者身份在示威區和議會,礙於身份問題,只能眼白白的看著撥款通過,那感覺實在無奈。

縱然如此,身上掛著記者證,就必定受到記者身份的約束,只能以報導、以評論抒發感受。在這兩個月裡,有人覺得我們的報導很update、很全面,甚至認為民間記者能主導採訪方向;也有人覺得公民報導、公民記者不專業,沒有資格跟所謂「正式」的記者一起採訪。這些念頭,我腦海中交戰了幾星期。

有一些記者、一些人是這樣批評公民記者的:沒有專業的器材、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報導立場偏頗、只為理想就不應阻住「正統」記者工作。而這些說話,不只一次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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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通過後一天,跑了去看《逆權大狀》。電影以80年代韓國民主運動為背景,講述一名人權律師的故事。不過,我更留意的是主角的舊同學、報社記者李允澤。李允澤是一位為人忠厚正直、對社會不公感到憤怒的記者,但面對報館的自我審查,卻表現得十分懦弱,採訪只為完成報導工作;後來被主角所感染,安排海外記者採訪政治審判、嘗試突破審查(雖然失敗),重拾對新聞的熱誠和理想。

我很明白記者們在前線採訪的辛酸和困難,尤其是經常與警方衝突的攝影記者,所以以我所見不少民間記者都會對主流媒體記者十分禮讓,先讓其拍攝交差;而我們身為非主流媒體,也不急於拍攝一些各大傳媒都有的畫面。可是,那些認定民間媒體就是偏頗、就是不專業、沒資格當記者的指摘,真的難以接受。

近日認識了一位在港多年的外藉記者,轉職大型通訊社前曾在TVB工作,他說就算是明珠台,自我審查都十分嚴重,近年的採訪自由也不斷在收窄中。

難道主流媒體就不偏頗?電視台的畫面只會無限放大衝突場面、只會見到高官和建制派不斷指摘示威青年,即使人數差距極遠,都要「平衡報導」只有數十人的撐東北集會;在電視評論節目抹黑某一些政治意見。原來這就是中立,這就是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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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報導的信仰很簡單:為了讓公義得到彰顯,讓世界變得美好。身為記者的確不能以行動改變社會的現況,但我們能透過報導這些社會不公義。讓社會知道真相,也是彰顯公義的一種方式。

寧可去當無薪義工,是因為我很深信記者的採訪權力,是由社會每一位讀者或觀眾賦予,因此媒體是社會的公器,而不是報館或電視台老闆的私器。可惜的時,現實世界並不理想,電視台和報館總會舉起中立的旗幟,為當權者發聲。所以作為公民記者,我們就是要讓無權者發聲。

比起那些大媒體,我們當然沒有公司提供、價值數萬元的相機和攝錄機,手持的可能只是一部頹相機一鏡走天涯--器材還是私伙的。這也正正是我們不受政團、不受財團影響,我們才能獨立地報導撰寫報導。諷刺的是,在某些人眼中不專業的民間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會跟進的新聞,有時卻成為了報館引用的材料。

在公民社會裡,接收資訊的方式不局限於主流媒體,而發放資訊的渠道也不應由大財團控制的機構壟斷。每個人都有權撰寫公民報導,每個人都是資訊的平台。當東北發展無人關注時,我們在村裡走訪村民故事;當抗爭升級時,我們在議會內外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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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進行片面報導的同時,公民記者就更應在現場提供另一角度,補充主流媒體的不足。這不是誰優誰劣,而是互相補位。

最後一點想說,我這位不專業的民間記者,就讀的正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一間在不少人眼中正統的新聞學院。就當我少不更事,只想在被主流社會感染之前,做一下那位為公義而採訪的李允澤。記者已經不能談工資,難道連丁點理想都不能講?

有朋友曾經勸過我,做民間報導,也許未來沒有機會在主流媒體工作;甚至可能寫完這篇文章,未來三十年都不用在新聞界立足。而我的答案是,義無反願,青春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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