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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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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出路:讀高行健《自由與文學》(上)

自由與出路:讀高行健《自由與文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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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仲凌,生於1989年。

讀畢昂山素姬的傳記後,我寫下了一句:「沉默自有它的必要。吶喊自有它的必要。」

2012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審給出的評語是「以幻覺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傳奇、歷史與當代處境」("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2000年,法籍華裔的高行健得到了同一榮譽,評審以「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冷觀的洞察和語言的創造,為中文小說和戲劇開闢了新道路」」("for an æuvre of universal validity, bitter insights and linguistic ingenuity, which has opened new paths for the Chinese novel and drama")詮釋了他的創作。後來,有論者談及二人在文學創作上的特色,其中一個講法是:高行健的屬於「冷文學」,莫言的屬於「熱文學」 (推而論之則有涉及古希臘文化中酒神與日神分別象徵的兩種創作路徑);但相信更廣為人知的則是:莫言獲獎後一類與「文學與政治之間」有關的議論——文學是否應關注政治議題?若作家對政治或社會現實置若罔聞,他是否沒有履行了責任?是否對得住人民,或經得起時代的質問?……

《自由與文學》是高行健近年走訪各地的演講結集,學者劉再復所寫的代序題為:「世界困局與文學出路的清醒認知」。高行健在八九民運後不久流亡海外,面對一個高壓的專制政權,當年他曾自言:「逃亡正是自由的前提。」逃亡與自由的關係如何,姑且先讓這一思考沉澱。
論者總結了有關高行健思想的三大論點:

(一)「世界難以改造」(但可以理解):「文學只能見證歷史,見證人性,見證人類生存條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變歷史,所以文學不應當以『社會批判』為創作的出發點。」

(二)「時代可以超越」:「文學應當關注社會,乃至關注種種的社會問題。儘管我們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時代的條件與社會環境,但可以喚醒人的覺悟,可以超越時代的制約。」

(三)「文藝可以復興」。

今天,香港面對普選這一議題已進入白熱化的階段,相信自踏入2014年以來,不論你是升斗市民,抑或是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逃避這一場即將來臨的暴風雨。筆者作為教師,在學校裡面對的現實環境,其實絕對是和社會現況無法分開的。相信有不少教育工作者都聽過以下一句話(甚至不自覺地認同):「教育回歸教育;政治回歸政治」。無可否認,公民教育其實就是政治教育。既然如此,誰又可以說教育和政治兩者應該絕緣呢?事實上,學校的確是一個相當保守的建制,只要了解它的組織結構,我相信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簡單來說,在校長、副校長等高層外,常額教師(編制內)享受的待遇和穩定也與公務員無異,而在這一群教師中佔大多數都屬於教學年資較長的。至於年輕的教師則正好相反,他們往往屬於合約教師(編制外)一類,甚至有不少完成教育文憑或碩士課程的,只能屈身於教學助理等職位。學校制度的不平等,除了指不同階層的學生和學校外,還有身不逢時的年輕教師,而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正正諷刺地說明學校傾向保守的現實。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這一代人,或許在他們的少年階段,早已在不同程度經歷過政治巨流的洗禮:六七暴動和十年文革當然是時代的景觀;戰後以來國共兩黨勢力在香港的角力也一直持續;還有英國殖民地管治的政治背景(如:殖民地時代教育去政治化的方針)等。正因如此,這一代人或許有不少對政治漠不關心,認為離開政治就可以讓生活變得簡單快樂,卻不知身處社會中,我們都不可能真正脫離政治,他們的這種心態很可能是源於內心的恐懼,和對生活偏重物質享受的美好幻想。事實上,時代的步伐早已遠遠超越他們固有的想法。

高行健曾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意識型態氾濫的時代,意識型態取代了以往的宗教,製造了一個又一個革命的現代神話。」這些現代神話,其實同時也是一個又一個現世的神話,人們不再擔憂面對死亡時的無助,因為他們相信天堂就在人間,完美的世界可以在人類的現實社會中實現。即使有人可以說:「現實的種種虛幻,並不能解決宗教帶給人類的精神救贖。所謂的理想世界,其實不過是人類的無知和逃避。」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民族主義的愛國號召、資本主義的巧取豪奪,這些思想和價值觀無不曾經塑造過一代又一代人。香港這一彈丸之地,正是透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今時今日的國際金融都會。

八十年代中後期,世界各國的人民紛紛揚起爭取民主的大旗,兩岸三地也並不例外。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浪潮,無疑令共產主義的神話宣告破滅,象徵著影響世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意識型態之爭)即將結束。中國大陸經歷八九民運,台灣解除黨禁,香港也在中英談判後宣佈九七回歸的基礎下推進民主。共產主義的火把熄滅,資本主義的火焰卻燒得更加熾熱。在歷史的大環境下,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伴隨資本主義的潮流擴散至全世界。香港人一直爭取的普選,或者更準確一點,一個平等的政治制度,正是公民實踐民主精神的體現。

然而,我們都必須承認,今天香港面臨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實現普選是否代表香港找到出路?是否代表香港人得以過理想的生活?建立民主選舉的制度是否代表我們就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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