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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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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逆權大狀》看實踐式的公民教育

從《逆權大狀》看實踐式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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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徐想,90後教師,相信公民教育建基於日常生活實踐,希望透過教育工作改變社會。

《逆權大狀》上畫至今,碰著今天的政治社會狀況,令不少觀眾深感唏噓,同時又借電影互勉。不少論者先後以電影為題發表評論,無論從電影分析,或是歷史回顧的角度,最終都希望借古議今,百花齊放。筆者並非專業影評人,本不應在此題目上班門弄斧,然而電影中幾個片段,卻引起筆者對於今天香港公民教育的思考,因此希望借電影為引子,拋磚引玉,從政治教育的角度作一些討論。

三個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片段分別穿插在電影不同角落裏:

(一)

當主角宋宇碩親身去到那個被用作非法軍事審訊的場所進行調查時,被負責審訊的督察車東榮當場捸獲。車東榮在劇中代表了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聽到國歌響起會肅然敬禮,及後又教訓宋宇碩「回家好好想想怎麼奉獻國家吧!」。

(二)

當宋宇碩駕車到法院為學生辯護時,一群示威者斥責其賣國,更以雞蛋扔他,使他狼狽不堪。

(三)

在舊同學的聚會中,宋宇碩的高中同學、擔任記者的李允澤,道出了當時傳媒的失效和社會的沉默;宋宇碩的得力助手朴先生,在宋宇碩決定為學生辯護而放棄和大財團合作後說:「你今天拒絕了一生中千載難逢的機會,別後悔。」

三個片段在電影中一迅即逝,卻成為了電影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反映了宋宇碩所面對的高牆,並不只是一個明目張膽作惡的國家機器,更包含了在不同社會文化領域中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壓力。80年代的南韓,處於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執政初期,電影中軍政府利用南、北韓政權對立的狀態,肆意運用酷刑,打壓異見,壓制人民的思想自由。以國家之名,任何不公義的手段都被視作為必要之惡(甚至會認為是彰顯正義的舉措),從而獲得了正當性。此外,當社會上每個人都只關心自身利益,或擔心生計,或追求榮華富貴,其他與我無關的一概不理,亦是這個封閉社會的幫兇。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筆者不得不承認,關心生計合情合理,但卻難以認同對不公不義的沉默。透過上述粗疏的詮釋,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兩種有關政治教育的信息:其一,進行錯誤的愛國教育,會為民主社會帶來難以磨滅的災難;其二,忽略正確的公民教育,同樣不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這兩種信息,絕對是今天的香港難以迴避的兩個問題。

服從的義務 VS 異議的權利

九七回歸後,「一國兩制」是香港人自我保存的一道符咒,同時亦是一隻港人擺脫不了的幽靈。一方面,隨著民主訴求的越來越烈,香港社會正逐漸形成一種自由主義,甚至是福利主義的政治文化,公民社會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則逐漸在香港彰顯其權力,更越來越有行使管治權的意圖,是一種強調集體主義及堅持「黨國制度」的制約的政治社會文化。兩種文化的對立漸趨激烈,甚至已走到刀鋒上,稍有不慎,定必會玉石俱焚。

兩年前的夏天,政總前一幕幕「反國教」的集會活動,對港人依然歷歷在目。經此一役,我們才真真正正把關於國民教育/公民教育的思考置於公共討論中。「國教」在名義上雖然被擱置,但實際上卻早已滲透到社會中;而到了今天,在「白皮書」的推波助瀾下,所謂「愛國愛港」的價值灌輸更是排山倒海。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更有需要透過一種正確的公民教育,才可以避免港人引以為傲的價值被侵蝕,並在「中國VS香港」這個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屹立。

公民教育理應包含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教育,偏重或忽略任何一方都不恰當。公民和其所屬的政治社群,可被理解為「行動主體」(agency)和「結構」(structure)之間的辯證關係,兩者不斷發展,同時又互為影響。從公民權責與民族國家的歷史軌跡來看,兩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但又互相對抗的關係17、18世紀歐美的民族運動和國家戰爭期間,服兵役可以說是公民義務的一種體現;然而當國家徵召公民去履行義務時,卻促成了一個重要的現代公民權利 - 平等參與行使國家權力的政治權利。民族國家一方面要求公民履行兵役的義務,另一方面則以投票權作為交換,結果,民族國家的本質反過來被改變了,專制的皇權變成了民主法治的公權力。從《逆》一劇中,我們看到宋宇碩後來投身的政治運動,乃至那段時期的公民運動,開啟了韓國民主化的步伐。這些都證明了作為「行動主體」的公民如何透過行動改變「結構」(包括了制度和意識形態),理解並懂得處理這種關係,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教育一個不可或缺的目標。

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公民固然有責任認同和支持國家權力和制度;但與此同時,公民亦有權利監督、問責、質疑,以致公開批判國家制度和政策,使之不斷改進和完善。今天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固然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目標,但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更需要一種正確的公民教育,培養新一代同時實踐「異議的權利」和「服從的義務」,民主、自由、理性和負責任的政治實踐原則才能達到。

公民實踐的希望

面對強大政權的壓迫,宋宇碩最終感召了「沉默的眾人」,包括那位曾經的戰友,為利是圖的朴先生;在他被控帶領非法集會時,又有99名律師挺身而出為他辯護。民主化運動後的韓國依然擺脫不了腐敗的官僚文化,前總統盧武鉉更因貪污醜聞下台,繼而自殺身亡;但當《逆權大狀》在韓上畫後所引起的社會關注,間接促成釜山地方法院最終為五名遭迫害的學生平反,又似是冥冥中的一種自我救贖。

每一次公民政治實踐,也是一次公民教育。面對這一面無處不在的高牆,抗爭者總能夠找到回應的辦法,在牢固的結構中帶來微小卻又令人震撼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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