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佔中者給佔中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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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者給佔中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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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邵家臻

由「借來的地方和時間」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由過客到主場,由《主場》來了到《主場》沒了,有震驚、有傷感、有欷歔、有惋惜,也有質疑。在佔中前夕,作為一個佔中者,還是讀書好。

不知由何時開始,當我頹到最低處,滿身都散發腐朽之氣時,就看點哲學書來救急。說得好聽點,是看,但查實,是摸。摸的作用在窺探一下內容,嗅嗅思想的味道,冀求多少沾點智慧的邊。每次打開哲學書時,無不滿懷希望,就算看不明白,也想將裡面那些威武雄辯的句子竊為己用,甚至更進一步,冒充我就是那個口吐格言的錚錚硬漢。

存在主義就是罪名

正所謂得意的人讀孔子,失意的人讀莊子,而我,則尋找存在主義的慰藉。電影《逆權大狀》說:「為了讓我的孩子們,不會活在一個荒唐的世界!」故事講八十年代初的一宗關於韓國的「國家安全法」官司,也關於窮小子變smart-ass再變成守護孩子的律師故事。其中一幕,警察拘捕大學生,搞到喊打喊殺,罪狀正是「他們在宣揚存在主義」這罪名。但。我。偏。愛。這。罪。名。

存在主義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哲學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從法國傳流,感染了全世界,當時那些受過長期哲學訓練的年青人,看穿了哲學的無力和虛妄。哲學對這個世界像是提出了各種「根本」的解釋,但面對個人真正最「根本」、最「存在」的問題—我為何仍要活著?我如何感知世界?我為什麼總感到困惑、無依、顫抖、焦慮?我和其他人之間能夠找出怎樣彼此舒服的關係嗎?如何保存這個我?如何活好每一天?……那些主流哲學明顯無能解決。這套反對哲學的哲學所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鼓勵人家要誠實、勇敢地生活。在天要塌下來的當下,也應如此。

「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

存在主義者卡繆總是喜歡說他的「薜西弗斯的神話亅。他用一貫獨有的模糊的曖昧,重新書寫薜西弗斯的永劫輪迴-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最有名的是他所受的懲罰。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天神宙斯決定要給他一種生不如死的處罰—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將一夥巨石推上車頂,但總在抵達山頂的一剎,巨石就滾落下去。薛西弗斯只好下山再一次將巨石推上去,再一次遭到巨石滾落的結果,如是者永無窮盡地、徒勞無功地、一事無成地重覆著。

卡繆花了很大氣力具象地描述受罰中的薜西弗斯。他身上每塊肌肉都繃緊著。他五官扭曲,面頰都貼在石上,肩膊頂住石頭上的青苔,全靠深陷的雙腳和沾滿泥土的雙手,經過不可測度的時間和不見天日的勞苦,大石終於推到上山。然而,他眼睜睜看著石頭轟隆轟隆又從山下滾去,直墮深淵。他必須下山,再把石頭推上來。他的臉看起來跟石頭沒有兩樣他走下山,跨著寬廣的步伐朝向不知何年何日才可結束的拆磨。就在這一刻,在卡繆眼中,卻看到薜西弗斯的誠實和勇敢,就連悲劇、命運和神的責罰都拿不走他感悟又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正因如此,卡繆才會如是斷言:「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

最吸引卡繆的,應該就是「薜西弗斯的神話亅的悲劇性。希臘悲劇不是有甚麼倒楣的壞事在發生,例如愛情重傷,例如車子拋錨那麼簡單,它多出於人與神與命運之間的關係-命運最大最可怕,連神都無法抗拒絕命運的操控。人,一面受命運操控,一面又被天神作弄,有時是得罪了神,有時根本是神的隨意任性。人的生活、人的遭遇有太多不是自己可以決定得來的。可是,希臘人藉著悲劇要表達的,正是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即使無法決定、無法掌握,還是要盡力去決定、去掌握自己的生命。即使知道反抗只是一翻徒勞,卻還是要掙扎、吶喊、反抗、拒絕、大聲說不。而這,才是當上「反抗者」的悲劇-不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是每分每秒都向你轟炸著:「知其不可」,而你仍要「為之」。

「人人多流一滴汗,社會少流一滴血。」

「反抗者」就是說「不」的人。當一個人對著一個命令,一個不管出於地位、權力或暴力威脅而能對他下命令的人說「不」時,他就成了一位「反抗者」。一個已經習慣接受命令、接受斥責、接受鞭打的奴隸,平日都只能背對主人,有一天,他突然轉身過來,對他的主人說:「不」。這個「不」,表示不可以、我不接受、到此為止。這一刻,奴隸就成了一個反抗者。

甘地說:「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說不的時候,奴隸是重新界定與主人的關係—哪裡有一定的行為限度,有一條到此為止的界線。在觸犯這條界線之前,我可以忍耐,我一直在忍耐,但那卻不意味著我必須承受一切。不管反抗的對象是誰,觸動反抗的原因是甚麼,一定要有這麼的一條界線。這條界線意味著有些東西我不願交出去,有些東西你不能奪走,有些東西不能被取消,否則雙方的關係再沒有意義。

奴隸突然向主人轉身說不,主人自然嚇了一跳,積羞成怒說:「你敢反抗?為何之前還貼貼服服,今日就來跟我反抗?你知道後果可有多嚴重!」的確,醒目的奴隸應該會明白,不反抗還能保有丁點自由,至少能保住老命。一旦反抗,可能連三餐一宿都沒有了。所以,出於自私和功利的動機,他是不會反抗,也不應該反抗。反抗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身為奴隸就要識時務,「食少少屎唔駛死嘅」,保有一息尚存就夠。除非跳出自私和功利的考量,除非不是為了自己而反抗—反抗不是為了保護自己身上的尊嚴,自己的尊嚴會隨著更嚴厲的懲罰而受損、喪亡,但別人的尊嚴或整體人類的生命尊嚴,會因為我的反抗而得到一點保衛的力量。真是「人人多流一滴汗,社會少流一滴血。」

「到了這個年紀,我們還需要人明白嗎?」

反抗者的壓力,來自威權,也來自民眾。今日香港,一個人如果指出國王沒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評者;如果他指出民眾可能也沒有穿衣服,那麼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不難想像,早上出門時,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對弱者表示同情和對強權大膽批判,搏得了民眾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家時,你可能已經成為千夫所指的「人間渣滓」了,事關中午你發表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在接下來幾天,甚至更長時間,反對者都想折斷你手中的筆桿,亦不准你再用咪高峰。其實,你還是那個早出晚歸的你,而反抗者仍是反抗者。這世界,總有人相信你,有人不相信你,你的時間可是有限,不用糾纏,不用鬥醜,不用易糞相食。你只負責認真思考和說真話,守護自己理性的城池,從容立世,保持一顆自由交流的心,便是了。

至多補充一句:「去到我們這個年紀,還需要人明白嗎?」

P.S. 雖說「四十歲前安頓自己的身體,四十歲後安頓自己的靈魂。」,我其實是惴惴不安的。蔡東豪在「主場新聞告別書」中,以「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作分段標題。標題的次序可能已經說明真箇。其中最令我抽心的就是「我恐懼」—「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

作為一個佔中者,是恐懼的是惡質政治已經來臨,它已經不再視你為對手。它視你為敵人。它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搶佔道德洼池,然後一起嘲笑「祟高」。它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所有文明箍爛—用最爛的方法搞全民簽名運動,結果就箍爛了全民投票;用最爛的方法搞和平普選日,結果就箍爛了和平普選日;用最爛的方法搞「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結果就箍爛了「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用最爛的方法搞「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結果就箍爛了「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這已經不是「東施效顰」、「指鹿為馬」、「掩耳盜鈴」(戴耀廷語,7月28日)等批評就夠,因為拙劣的手法是無視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流,而鬥爛的手法則毀壞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此惡質政治,前無古人,後有來者。可以想像,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妖魔鬼怪蛇蟲鼠蟻都會肆無忌憚地橫行。

佔中者,是他也是你和我,一樣有「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心情一時像潛水鐘一般沉重,心緒一時又如蝴蝶一般自由。結果,囉囉唆唆,忐忐忑忑,彳彳亍亍,就成了一封佔中者給佔中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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