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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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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天葬 — 西藏的命運》,香港的命運?(上)

《天葬 — 西藏的命運》,香港的命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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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成亨

「今日西藏,明日香港」,在中央不斷加強控制香港事務的這些年,這句話經常在媒體中看到。然而,無論是旅遊節目中的美麗國度和宗教聖地,或是新聞片中的民族衝突和恐襲,西藏之於我們,卻是這麼近,那麼遠。若要把香港問題和西藏問題扣連起來思考,我們還是要進一步了解西藏內部的清況。王力雄先生早於上世紀90年代多次入藏,最終完成《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是「迄今為止研究西藏問題最為客觀、深刻的著作之一」 (《紐約時報》之言)。筆者將介紹此書部分觀點,並提出若干思考,希望為今天的中港關係提供一些參考。

歷史回顧:一國兩制的推行

根據作者的說法,西藏是中共最早進行「一國兩制」的嘗試,而維持「一國兩制」中社會制度的差別,以及作出保證不變的承諾,其底線是不能觸及「主權」的問題 (頁158)。只要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能夠得到確實保證,中共甚至連「實現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和一切剝削階級」等革命目標都能夠放棄。然而,即使中共真心維護其對西藏的「一國兩制」,「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和一個二十世紀的共產國家也是不可能調和的」 (頁184)。「一國」使中共和西藏雙方糾纏在一起,因而使「兩制」的界限變得模糊,任何事件的發生均可能會令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發生衝突。綜觀中共「解放」西藏以後發生的事情,王力雄認為實行「一國兩制」的必要條件,是「兩制」必須隔絕,「如果人民可以在兩種法律制度和社會制度之間自由流動,所謂的『一國』和『兩制』最終就難以並存,要麼分成兩國,要麼合成一制」 (頁207),而在此狀態下,衝突和動盪是無可避免的。

現代化工程:維穩帶來不穩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明顯分歧,衝擊西藏更甚的還有所謂的「現代化」建設。王力雄指出,中共對西藏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並不是出於西藏社會本身的需要,而是出於對外宣傳共產主義中國的優越,以及尋找管治的合法性,因此沒有和西藏的傳統社會融合(因為地理和歷史原因,西藏一直處於傳統的社會狀態),反而是一種由外而內並自成一體的文化 (頁406)。這一波現代化的衝擊在中共由上而下強加於西藏,其所帶來的影響使西藏社會難以承受。所謂現代化建設,不過是駐藏管治階層一種裝模作樣的表演,西藏人民卻沒有實際受惠。

在這過程中,真正得益的是維持中國在藏主權的「穩定集團」。所謂「穩定集團」,便是由外來漢人和效忠北京的藏人所組成的管治集團,他們在拉薩事件(1989)後正式成為掌握西藏全部權力的統治集團。透過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現代化表演,「穩定集團」得以獲得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養。根據王力雄的說法,「穩定集團」一方面有責任管束西藏職工,必要時施以鎮壓,另一方面卻樂於利用西藏的不穩定來向北京施壓,獲取利益 (頁420)。試想像,假如有一天,西藏問題處理好了,這一群「穩定集團」不是都要變成失業大軍嗎?由是,用以維持西藏穩定的統治集團,反而更需要維持西藏的不穩定來鞏固自身利益,這實在十分諷刺。

國際形勢下的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亦離不開中共的國際考慮。特別是在鄧小平時代,中共由一個意識形態至上的政黨過渡成奉行實用主義的統治集團,幾乎放棄了任何原本奉若神明的共產主義原則,而唯一必須保留的底線,便是統治權力的穩固。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中共改變了以往對達賴集團的反對,改以一種開明的態度讓流亡政權派遣參觀團回藏,借此向西方國家示好和換取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支持。「西方人會怎麼看?」這一命題成為1980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出發點 (頁504)。這一改變固然令西藏得到不少實惠,卻成為了往後更多矛盾衍生的潘朵拉盒子。

「開放」西藏的後果是令達賴流亡政權和國際社會看到西藏在中共統治下,西藏的依然落後,更甚是文化和宗教制度所受到的破壞,因而引起藏人、流亡政權和國際社會對中共管治的不滿和反對;而上萬藏人對於達賴觀察團的夾道歡迎,更讓中共尷尬不已,結果又嘗試收緊所謂的開放。就這樣,中共既欲表現開明,實際上卻又不是真正的開放,於是便與國際社會形成一系列的互動,矛盾不斷發生,亦越來越遭人譴責 (頁504)。於是,西藏變相成為了中共和國際社會的角力場,西藏問題變得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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