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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佔中」虚火恐誤導中央錯判

圖:獨媒記者拍得大批反佔中遊行人士在灣仔站「走先」

「反佔中」運動如火如荼,特首梁振英高調簽署,周日遊行的氣勢與泛民7.1大遊行有幾分相似,加上親建制傳媒鋪天蓋地的報導,勢令中央官員疑惑:如此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怎有不成功的可能?這正是內地「收料人」近期最着緊的問題。

姑勿論「反佔中」運動加上多少「反暴力、保普選」等口號,「反佔中」的目的當然是令「佔中」消失。以此衡量,「反佔中」運動不僅無效,兼且適得其反,這可從施永清等人組成的《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委託嶺南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得到佐證。中聯辦和建制陣營花費龐大的人力物力,自我陶醉一番,到頭來誤導中央政府錯判香港民意,恐怕會猶如2003年7.1前夕,重蹈覆轍。

嶺大分別在今年五月和反佔中開展後的七月下旬進行了兩次調查,雖然沒有直接詢問市民對「佔中」的取態,但從其中三條問題的答案可以清晰判定民意走向。

首先是調查問及「愛國愛港」可以「確保選出對中央政府和對香港負責的行政長官」還是「只會造成篩選」,兩次調查中都有約五成人選擇前者,但選擇後者的比例則從百份之31上升至37,這說明香港人越來越不同意中央的政改立場。

再看第二條問題:贊成透過抗爭而非談判方式爭取普選的比例在全港市民中有百份之19,但在「泛民主派」市民中有四成。這是變相詢問贊成「佔中」與否,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願意企硬抗爭的市民正在增加或減少?由於以上問題沒有出現在五月份的調查,所以答案須從另一條問題看出端倪:「即使提名程序不滿意,2017年應否先實行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贊成和反對「袋住先」的比例在兩次調查中均維持在約百份之55對36的水平,但最令人詫異的是在自認「泛民主派」的市民中,反對「袋住先」的比率由35上升至47。

由於自認「泛民主派」的市民是最有可能參與佔中的社群,而這群體中反對政府「袋住先」立場的比率大幅上升,意味著勇於行動參加佔中的比率也在上升。「反佔中」運動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證據確鑿。

兩大先天邏輯謬誤

事實上,「反佔中」的搞手都是「醒目仔」,他們從一開始便明白這場運動根本沒有可能達到目的,因為存在兩項先天邏輯謬誤。

首先是「相互抵消」的幻象:140萬「反佔中」簽名,不會減去79萬全民投票而令「佔中」變成負數。無論「反佔中」有多少人真心支持,也不會令支持佔中者一對一地消失。剛好相反,因為佔中者準備用自我犧牲的方式實現真普選,越多打壓只會越發激起他們付諸行動的信念,提高他們的道德力量。

其次是「見量不見質」的謬誤:既然佔中者不惜冒上被捕、坐牢甚至前途被毁的風險,他們對追求真普選的信念自然非常強烈。反過來說,反佔中者不但毋須作出任何個人犧牲,甚至在「效忠」過程中可以得到權貴嘉償,以至有形或無形的酬勞,若說他們會不惜一切堅持信念,無疑痴人說夢。兩方陣營參與者的「信念強度」差天共地,無法單從簽名或遊行人數中反映出來,這正是有人刻意誤導中央錯估形勢的最大敗筆。

去年《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幾項國際研究,說明了當今社會學家掌握了社交網絡和手機通訊等大數據,足以用數學模型「預測」未來社會發展,成為一門嶄新的「心理歴史學」〈註〉。其中一個引人入勝的結論是用於政治發展:只要社會上有達到臨界點的人口比例堅定推廣某一特定信念,便足以令該信念最終擴散至近乎全社會,而這臨界點是百份之十。

這套「社會信念擴散」數學模型當然受制於很多特定條件,但若果放諸香港,今天堅定相信要用抗爭方式爭取普選的市民是百份之19,超出臨界點近倍,只要該「抗爭群體」的「信念強度」維持不變,信念擴散勢不可擋。如今「反佔中」令「抗爭群體」的「信念強度」增加,恐怕建制陣營數以千萬元計的維穩投資會得不償失。

律師會投票結果的啟示

另一項對香港核心價值「信念強度」持續增加的證據,是上周律師會對於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投票,有逾六成的律師支持,成為律師會成立108年來首次成功罷免會長。由於專業人士的社交網絡較濶和社會公信力較高,所以-旦他們加入成為「抗爭群體」,信念傳播自會更快更廣。反佔中運動、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和中聯辦的幕後動員,對此「功不可沒」。

當今的關鍵是中央政府即將對政改作出決定,它有多大程度受到「反佔中」自我陶醉的訊息所誤導?

毋庸諱言,「佔中」一旦發生,北京領導人猶如在全世界面前打了「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一記耳光,因為鄧說過「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幹得好的」。英國人殖民香港百多年的歷史中,從未發生過針對殖民政權的大規模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後不到兩年,香港若以「佔中」締造歴史,中央顏面何存?

嶺大民意調查還有一項重要啟示,當被問及「如果2017年能夠實行普選行政長官,你認為哪一方面的貢獻最大?」,百份之34的受訪者選擇「香港市民」,選擇「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泛民主派」的分別只有百份之5、7及9。這顯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高漲,無論政權與政團之間如何角力,自己才是政治前途的主人。

〈註〉:見”Dr Seldon, I presume”, the Economist Magazine, 2013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