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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政經

在「禮義廉」時代 思考我城的未來

在「禮義廉」時代 思考我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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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筆者寫了一篇題為〈政改論述如何「教壞細路」〉的文章,批評政府和建制派巧言令色,弄虛玩假。5年過去,情况不僅絲毫沒有好轉,而是變本加厲。由中央和特區政權主導的政改劇情,充滿了偏頗「主流」、指鹿為馬的語言偽術;組織「反佔中」簽名遊行過程中出現的威迫利誘、戾橫折曲,這種種變化,已逐漸令香港走向一個「禮義廉」的時代。當文化與社會逐漸變質,厭惡「無恥」、拒絕「當奴」的港人,應如何思考和守護我城的未來?

集體玩假:「程序公義」和「真善道德」的消亡

日益氾濫的語言偽術,已逐漸變得制度化,成為政治運作中的常態。例如,政改諮詢報告中,不乏極之偏頗的用詞造句:「主流意見」支持特首應「愛國愛港」,或「普遍」認為2016立會選舉方式不必變動;又例如,禁毒委員會的社區驗毒計劃,於諮詢完結後再做民調「補飛」,這種結論先行,再補「民意」的做法,與「幫黨出聲」的簽名遊行異曲同工。自然還得加上廉署對泛民的高調調查、郵局對學民思潮單張的選擇性拒遞後,仍然在說與政治無關。

語言偽術的玩假,掏空了認真討論的空間,把政治論爭約化為立場的表態,甚至把爭論中的所有不同立場,都簡單歸結為政治(議席) 和經濟(物質)利益之爭,產生的效果,是令程序的正義與法治的公平失卻光環,讓濫權暢通無阻。

走向濫權的政府的主要障礙,是程序的公正和民衆對真善的堅持。因此,不斷向這些美好事物亂潑污水,希望泥濘能令「程序公義」和「真善道德」面目不清,使政治不再受事實和良心約束,或許正是「幫黨出聲」揮舞項莊之劍的真正原因。

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政權建制透過不斷發放的廣告,佔用媒體的版面和時間,使政治進一步約化為掏空了內容的公關化妝,祈操弄民意以強推政策;同時又積極製造及放大政治醜聞,不惜謀殺他人(以至自身)的人格與尊嚴,孕育虛無犬儒心態,希望令民眾缺乏同理心、漠視事實、貶抑公義,最終讓倫理準則和道德規管無地自處。久活於這種只相信權力和物質利益的「現實政治」文化氛圍下,人們容易對關顧公正和事實的道德原則失卻敏感和尊重。

面對濫權而逐漸習以為常的民眾,只會在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極端事件爆發的時候,麻木了的道德神經才有可能再次被觸動,如澳門《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引發的示威,又或因林新強言論而觸發律師會的「奇蹟日」,自然還包括人大常委剛通過的決定將觸發的「佔中」和罷課。然而,面對不斷重複的社會積弊,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正,愈來愈氾濫的語言偽術,以及對弱勢社群不斷排拒壓迫等制度性暴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逐漸變成常態。

從虛構的「現實政治」 到現實的「未來想像」

不少港人對政治和社會參與的冷漠,衍生自殖民歷史,鞏固於過去三四十年的劫貧濟富政策。透過打造缺乏長遠的就業、醫療、退休保障的「風險社會」,令個體生命的存在變得不確定,情感流離失所。長期活於缺乏前景和安全的恐懼文化下,容易孕育不安和無力感;浸淫於單一的經濟物質文化,讓人容易窮得只剩下消費的欲望;再加上最近的「國安」、「維穩」當道,進一步強化了「你邪惡所以我善良」的奴隸邏輯和鬥爭文化,衍生的是一種惡性循環式的自我實現諾言:親疏有別、非我族類、打擊異己、門常閉等取態所孕育的,只會是國家將變得愈來愈不安,社會愈來愈不穩,產生的效果是社會的撕裂、信任的解體、公義的消失,結果又再次為「國安」、「維穩」的需求添柴加火。

官方政改與「反佔中」簽名遊行,體現的是一種劣質政治的入侵,進一步腐蝕香港的社會文化。這種劣質政治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是借「現實政治」之名,以策略取消願景,剩下的只是「循序」,沒可能「漸進」,這也是「袋住先」的真正含意,結果是保障以至坐大既得利益集團;另一方面是窄化對美好生活及社會未來的想象,把任何帶點理想與創新的思維和嘗試,都化約為短期赤裸實利之爭。順帶一提,這種劣質政治的入侵過程中,弔詭地得到了「本土右翼」和「務實民主」力量所共同高舉的「現實政治」論述的配合。

政權建制總喜歡叫人「現實點」,然而,「現實」本身,其實正是由這種苦口婆心的勸喻所構成的。建制陣營、中央和特區政府立論所據,是所謂的「國家安全」,不斷重複無論如何不會容許香港建立沒有篩選的選舉,為的正是要建立港人只能享有假普選的「現實」,嘗試令民眾認命。能超越這虛構的「現實」的,是不再理會它,繼續尋找自己的路,爭取想過的生活。

一些論者,如呂大樂和朱凱迪,曾不約而同地指出,我們至今仍未建立一清晰的論述,分析中港關係應如何發展,以及提出香港未來的願景。我想補充的是,造成這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有人提出需要討論及尋找願景時,很快就會被指「離地」,或被批評無視不可行的「現實狀况」,於是無疾而終。缺乏清晰的社會願景,自然也無法提出什麼才是有效達至願景的行動。結果是,政治和社會行動很快變成了純策略之爭,但策略如何跟最終要走向的目標相關,卻不甚了了。當最終的目標因缺乏長期和系統的討論而變得面目不清,甚至被指不夠「現實」而被束之高閣時,政治的窄化沉淪,以至走向政權建制的「袋住先」、「幫黨出聲」的不擇手段,是可以預期的。

嘢唔可以亂食,錢唔可以亂袋,這本是常識,不少論者已指出「袋住先」(或「食住先」)的問題,例如只會給假普選帶來認受性,以至幫中央開脫讓香港推行真普選的責任。這裏補充的,是「袋住先」這說法的一個根本問題。習慣了「袋住先」這種思維和行動方式,很容易讓策略變成了最終目的,忘記「袋住先」本來只是一種為了達至最終目標的臨時手段,甚至逐漸失卻尋找願景的意欲和能力,自然會喪失緊扣策略(或行動)與目標的能力。一個只顧或慣於「袋住先」的民族,不大可能理會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或決定,能否引領集體達至想望的願景,更不會花時間於尋找民族未來的方向,結果只能是維護及鞏固了既有的秩序,讓既有利益和特權得以強化和擴張。

因此,缺乏甚至取消願景的「袋住先」這種「現實政治」,絕不能與它接近;相反,把焦點重新置放於澄清社會的願景,在「禮義廉」時代變得更加迫切務實。爭取公民提名或泛民入閘,只是公民抗命的階段性甚或是次要的目標,最終要爭取的,是讓港人活得更美好、更自在、更自主、更有尊嚴,而非沉淪於弄虛作假、卑躬屈膝的「禮義廉」世代。故此,公民抗命的矛頭,除了針對沒篩選的政改外,還得同時尋找社會願景和打開對未來的想像。

常識的革命:公民抗命應爭取和守護什麼?

我們是否有能力想像及理解,不惜犯法的公民抗命其實是為了維持法治?相反,保護濫權者以含糊的「愛國」、「守法」之名操控法律的解釋和執法的方向,其實才真正在破壞法治?又能否想像及理解,守護香港不受劣質的政治文化侵害,其實才能保障香港相對於其他城市的競爭力?又或佔中其實是為了保衛社會的合理運作和程序的公正,才會作出短期干擾愈來愈「禮義廉」的日常生活秩序?

民主自然不是一人一票但沒有真正選擇的假普選,也不僅是設計一套能讓泛民入閘的提名機制,而是包括能防止政客濫權的公正程序、倫理規範、輿論監察;美好的生活安排,也不是只剩下無樓變細樓、細樓變大樓、升中入名校、會考變狀元的選項,而是建立能保障所有人都享有不順服的權利的社會制度,包括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全民退保、平等競爭;公民抗命的想像,亦不僅只有示威遊行、集體佔中、罷課罷工,也可同時包括在不同領域的不合作運動,拒絕與濫權、劣質政治同流合污。

政改爭論觸發的緊張局勢,令不少港人不安或憤怒,也有不少人變得更疏離犬儒。然而,「佔中」並不是最終的決戰,也不是遊戲的開始,而是在沉淪於「禮義廉」文化不斷擴張的年代,港人對自身的生存方式的又一次選擇,或是面對濫權而不甘認命的韌性公民抗命的其中一個環節,目標是守護及擴展我們想望的美好生活,一種正受劣質政治不斷擠壓和污染的生活。

為此,我們需要弄清楚想望中的美好生活是什麼。抗拒只顧策略的「現實政治」,探討和尋找社會願景,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在這「禮義廉」瀰漫的年代,思考和守護我城的未來,讓它不至沉淪,興許需要有點創意,也不能讓智性工作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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