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決定公佈後，戴耀廷表示「戰略目標應該結束」，令民運活動者困惑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盪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佔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佔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佔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佔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佔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佔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佔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佔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佈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佔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佔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佔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佔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佔中。」現在，佔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佔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佔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佔中領袖想可能將佔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徵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佔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佔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佔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佔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佔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佔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佔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凌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志，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佈後令群情洶湧，如果佔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佔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佔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佔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佔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佔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佔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佔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裡，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制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佈解散12萬人的佔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台），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佔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制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制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制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