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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末日的回憶

帝國末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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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ariano Mantel / Flickr

歷史上有些時刻總是被人誇大它的意義,乃至於染上了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天,幾乎每一個美國的中年人都能說得出那一天自己幹過些什麼,剛剛聽到新聞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以及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似乎這天是他們記憶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節點,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命運的走向。相反地,有一種明明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發生的時候卻絲毫無人在意,沒有人能夠記起那一剎那的詳情,因此也就沒有足以炫耀給子孫的個人故事。例如凱薩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隨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共和國覆滅的關鍵時刻呢?

還有一些早就被預告過,也早就被期待的時刻,每個人都曉得這天遲早要來,為它做足準備,甚至還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儀式典禮;但結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個日子原來並沒有太大分別,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穩。事後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十多年後,我和朋友追憶當天情景,發現大家都還記得其中一些細節,只是難以形容當時的心情,因為它太空洞了,完全沒有預想中的起伏波動,更加沒有那種覺得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鄭重和肅穆。

更怪異的例子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築,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門爬了出來,降下那面紅色的錘子鐮刀旗,然後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摺起。紅場上人群三三兩兩,不是出來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着鏡頭和閃光燈湧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後一天。二十世紀其中一個最強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最驚人也最大膽的烏托邦實驗計劃,就此告終。如此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時刻,怎能如此草率?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蘇聯的崩潰都是一件頭等大事。但為什麼我們關於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記憶卻是如此淡薄?就連許多俄羅斯人也都無法準確記得當時的情況;而他們那時候的心境,便和我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蒼白,一點也不覺得那天有什麼了不起。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莫非身處歷史關鍵時刻,可能也會有越近核心,感覺就越是模糊的情況?

然而,許多年後,由於人類記憶的遊戲,也許過去已久的事情反而會變得豐富起來;甚至連原本寡淡無措的心境也開始被一種敍事上的浪漫需要帶動,變得濃稠有味。比方說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氣晴朗而乾燥,可是一個克里姆林宮裏的工作人員卻記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冬雪,才足以托顯出這命運一日的悲劇感呢?

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亡,事後回想,總是帶着這種悲劇式的美感。那種悲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時代的不可愛,以及那個王朝的一切過犯,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好比皇帝自縊殉國的那一天,他最後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無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又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從來拒絕承認對方的東正教宗主教,與天主教樞機,終於最後一次穿上華麗的祭袍,在千盞燭光搖曳下的聖索非亞大教堂舉行聯合彌撒,祈求終結前的垂憐。「蜘蛛在凱撒的宮殿中織網,夜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輓歌」,無論它多麼地可鄙,多麼地罪有應得,一個帝國的殞落至少值得這麼一首淒涼的哀歌吧。

愛爾蘭記者康納·歐克勒瑞(Conor O'Clery)在他的《蘇聯的最後一天》裏,也記下了類似的場面:晚上九點,參議院大廈的外面只剩下司機和少數幾個保安,戈爾巴喬夫辦公室外的整個樓層都空無一人,只剩下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幕僚在房裏喝悶酒。「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保持互稱同志的關係多年的前共產主義者——打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於狂喜中,忙於瓜分他們得到的的遺產」。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於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告別儀式,於是戈爾巴喬夫的下屬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請來三百多名國內外傳媒代表,辦一場向戈爾巴喬夫致敬以及宣告蘇聯政權終止的招待會。酒店的總管一開始非常害怕這事會得罪新上台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不敢接下這筆生意。沒有人怪得了他,因為他的大腦早已習慣了共產黨時代人民對當權者那種慣性恐懼。好在這家酒店有西方資本合營,這個總統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預定。所以,戈爾巴喬夫的下屬自嘲地總結,在資本主義的道路,「私有化到底是有點好處的」。

最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讓中國讀者見識了以單獨一年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方式,後來我們陸續看到林林總總的類似著作,於是也就見怪不怪了。可最近幾年,又有不少藝高膽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難度挑戰,乾脆用整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日子,歐克勒瑞這部巨著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難度在於重構那一天從早到晚發生的事件,必須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檔,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少一點材料都沒有辦法用細節鋪陳出一本書的份量。同時那些文檔和訪談得來的紀錄,還必須經過冷靜的審視與對照,否則囿於記憶的錯誤,有意無意的扭曲增刪,真相就會蒙上一層迷霧,難以還原。而且,說是一天,但為了充份解釋這天一切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突顯這天的歷史意義,你還得補上大量背景,就像黃仁宇動用了整部中國史的理解來說明萬曆十五年一樣,由宏觀入局部,方得以小見大之效。歐克勒瑞以非凡的耐性和細心去克服上述困難,雖然難說是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了。難怪此書一出,英語世界的評論普遍稱善。

可是,無論你如何強調歷史脈絡和各種經濟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當你把焦點放在一天,你就很難不遵循傳統,放大當事主角的作用了。如果用棋局比喻歷史,這種寫法就會很自然地把個別棋子的位置和功能當成重點,多於今日學界強調的棋盤上的形勢。所以讀罷此書之後,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蘇聯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之後又變成當前這副模樣,原來多半是兩個人的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轅北轍,大部份時間都在纏鬥不休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了。作者常常藉着其他當事人的口,引導讀者猜想,要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沒那麼急進,又或者葉利欽沒做過某個決定,事情會不會像今天這般局面。也就是說,這兩個大人物的個性與抉擇,很有可能是後來歷史發展的主因。習慣「長時段」思考問題的人,或者會反駁,指出就算沒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蘇聯的實際情況也會為它自己生出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過,歷史確實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份的蘇聯觀察家看來,蘇共保守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發動的政變是合邏輯的,因為這種政權就是會有一股力量試圖撲滅改革得過了頭的火苗。假如蘇聯是垮在因為這場政變而誘發的內戰或革命的話,那也完全合乎預期,因沒有人能相信蘇聯還能以另一種方式——一種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後來真實的結局那樣——完蛋。偏偏還有一個大膽衝動的葉利欽,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竟然就使得那次很合預期又很合邏輯的政變無疾而終。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擾動「長時段」趨勢的個體?

為什麼直到一九九○年,連中情局那些理該很懂趨勢的專家還都預估蘇聯能夠再活一段日子,一轉眼,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就突然消解得悄無聲息?歐克勒瑞大概就是用這本書來回答大家,那是因為我們站得還不夠近,看不見兩個關鍵人物的表情,以及臉孔背後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們想像的重要。從蘇聯國旗的沉降,新舊政權交接時的紊亂,一直到戈爾巴喬夫最後所面對的眾叛親離;隔着距離,我們都可以像欣賞悲劇一樣地來感慨這一系列帝國瓦解的敗象。但對俄羅斯人而言,關於這一天,他們記住的卻是越看越窩囊的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說中的虛弱形象。自此之後,這個毫無美感可言,絲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嘆的日子,就成了許多俄羅斯人創傷性的集體回憶。有些人忽然「記起」那天自己是多麼地憤怒,而不是歡呼慶祝。自此之後,他們開始期待另一個形象,一個能替他們雪恥復仇的強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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