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學者中對數理邏緝有創發式貢獻的，屈指可數，我想到的只有王浩和沈有鼎；王浩的老師金岳霖名氣很大，但他的貢獻是介紹和推廣數理邏輯，創發則闕如。三人中王浩的學術成就最高，他在哈佛師從 Quine，不出兩年便完成博士學位，是第一位拿哈佛 Junior Fellowship 的華人，任教過的大學包括哈佛和牛津（牛津著名的哲學講座 John Locke Lectures 已有六十多年歷史，第二屆的講者就是王浩）；除了建構邏輯系統，他還對電腦的發展有貢獻，也深入研究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 ，有所發明（順帶一提，王浩跟 Gödel 是好朋友）。
這樣出色的一位邏輯學家，在政治上卻沒有獨到的眼光和準確的判斷。胡適曾經和王浩「交過手」，他在1952年4月2日的《日記》裏記載了這件事：
『下午在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的 Boston 年會上，讀了一篇短文，題為“ From the Open Door to the Iron Curtain ”。讀了之後，即有中國親共的學生兩人（一為趙國鈞，一為□□）站起來質問反駁，其一人「氣」得說話四面打旋！其一人問：「你不信中國現在比從前強（ stronger ）了嗎？」我說：“ No! ”他又說：「中國不比從前更獨立了嗎？」我大聲說：“ No! ”』
根據余英時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這段文字裏姓名留空「□□」的是王浩，那是余英時從一位當時在場者得到證實的。胡適指王浩是「中國親共的學生」，則是錯了——王浩那時已在哈佛任教。
余英時說『王浩受父親影響，從中學起已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的「親共」是根深柢固的』；王浩在1952年仍然受中共政治宣傳迷惑，不足為奇，可是，（根據余英時）「直到1976年以後他對共產黨的幻想才開始破滅」。1976年乃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年，十年浩劫，那時中共建國已近三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發生過多次政治鬥爭，中共政權的猙獰面目早已清楚露出；王浩對共產黨的幻想到這時才「開始破滅」，可算後知後覺。由此可見，無論學問多高，也未必能幫助一個人消除偏執，尤其是如果那學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數理邏輯。
當然，這跟王浩的性格也可能有關係。Quine 在自傳 The Time of My Life 裏有一段是描述王浩的，相當有趣，可資參考，我試譯如下：
「王浩重返哈佛，和我們共事。他活得並不快樂，儘管一直都成功和幸運。我在1945年第一次和他通信時，他在中國生活得不愉快，想到美國來。在哈佛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生，但由於覺得生活沒有保障，所以不開心。他認為只要有學術著作和拿到博士學位，一切便會不同；兩者他都做到了，而且還成為研究員學會[Society of Fellows]的初級研究員。然而，他因為獨身而仍然不快樂，所以便跟漂亮而能幹的年青地質學家 Yenking[找不到中文原名]結婚。婚後他又不快樂了，兩人便分居。當初級研究員的第三年，他走到蘇黎世與伯奈斯[Paul Bernays]一起做研究，並在那裏寫信告訴我，他得到快樂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哈佛獲得教席。我們聘任了他，而且不要求他教任何他不想教的東西，可是，他仍然不快樂。他安排了一年休假，去了巴勒斯公司[Burroughs]工作，想看看自己是否會喜歡電腦行業。最後他接受了牛津的高級講師教席，那是1964年的春天，當時我們正短暫地合作找出產生無限序數的俐落方法。在那個時候，他已經公開對西方表示不滿和堅定支持紅色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