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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周基利有關全民退保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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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蘋果日報

周基利教授9月17日於明報撰文--《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內容對全民退保的理念以及成效有所質疑。作為全民退保的支持者,我希望能為全民退保作出以下辯護。

1. 全民退保「劫貧濟富」?

周永新的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在低收入人士供款少而未來退休的回報遠較付出為多的時候,又怎能說方案是「劫貧濟富」?雖然一百幾十元對低收入在職人士來說並非小數目,但假如他們退休後不願領取綜緩或入息資產略高於綜援要求的限額,他們只能「死慳死抵」、撙節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支出。

而有關所謂僱主納稅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即使僱主把有關稅款轉嫁,但根據工資彈性,僱主並不能完全轉嫁有關稅款,否則僱主過往亦不用反對增加強積金的供款上限。當僱主聘用更多工人或以較高薪酬聘用工人,所需繳納的稅款亦較高。

2. 需審查的退休制度沒有道德風險?

在探討有關道德風險及鼓勵儲蓄方面,我們需要仔細研究對不同階層的影響,以免雙方不能對話。誠如周基利教授所言,對於收入較高的人士,他們的確大部份不會預期自己退休時會申領綜援或長津。但是,當一些中下層的市民,他們預期自己退休後資產只是略高於綜援或長津的限額,便會減低儲蓄的意欲,甚至轉移部份資產,以符有關申請資格。在長生津推出之初便有轉移資產的爭議。

至於有能力的在職人士到退休後申領全民退保,他們或者會因而減少為退休儲蓄的金額,但是他們同樣有作出供款。這樣並不會導致綜援申領人數增加,以及全民退保作為權利,並不見得這樣為「道德風險」,而實際上亦見不到有甚麼社會問題。

3. 敬老傳統薄弱及供養父母的金額減少

相信對很多子女來說,如果能力所及的話,必定希望能多給「家用」予父母。可是,在香港住屋、交通、子女教育各樣生活壓力沉重之下,如果全民老年金能紓緩子女供養父母的壓力,中下層家庭的子女或會相應減少「家用」,以用來紓緩生活上其他方面壓力,相信不少父母亦會理解。減少家用並非由於「敬老傳統薄弱」,實在是出於生活壓力沉重。

4. 全民老年金是扶貧計劃?

周永新曾指出全民老年金不是扶貧措施,而是「為每位長者『打底』,提供穩定收入來源,並不是扶貧措施,中產人士的得益一樣很大。」因此,周基利教授實際上把「確保所有長者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及「確保基層長者能有基本生活障」混為一談。

兩者都是為了讓長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前者是所有長者都能享有,而中產或富裕的長者可透過強積金或個人儲蓄有更好的退休生活,而後者只是確保基層長者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前者是公民權利,後者是福利及扶貧措施。

總結而言,包括全民退保的多條支柱的保障制度,才能讓市民克服各樣退休面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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