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國際

【罷課特刊】 回顧台灣野百合學運——開花不一定結果

【罷課特刊】 回顧台灣野百合學運——開花不一定結果
廣告

廣告

文:健

香港近日的罷課運動如火如荼,學生對爭取真普選的訴求寸步不讓,這時候有人提起了24年前台灣的野百合學運,認為能對香港學生帶來多少啓示。

野百合學運發生於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大學生透過罷課、靜坐、絕食等方式向國民黨政府施壓,最高峰時學生人數接近5000人。野百合結束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加速發展,人民首次能選出國會及總統。

然而,清楚了解野百合學運的細節後,我們便會發現,運動當中有不少有問題的地方,這比起野百合如何成功,更值得香港學生思考,並引以為戒。

野百合的歷史背景

直到1987年,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令為止,台灣曾經歷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以防止中國共產黨勢力入侵為由,肅清所有異見份子,無數人遭受政治迫害。

除言論自由及政治權力被猛烈打壓外,某些社會問題,例如原住民權益、環境污染、農民生活不受保障等,一直於80年代的台灣縈繞不斷。

隨著戒嚴令、報禁、黨禁等高壓管治的政策撒回,長期潛伏地下的反抗聲音嶄露頭角,積極參與校園運動及社會運動的學生組織亦逐漸現身,陸續組織及參與了不同院校內的民主運動,亦熱衷於支援各地的社會抗爭,例如環保運動、農民運動等。學生運動的經驗於數年間不斷累積。

1988年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李登輝接任總統及代理國民黨主席,蔣氏家族的統治時期告一段落,緊接而來的是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黨內分成兩派。直至1990年3月的總統選舉,派系鬥爭白熱化,兩派分別派出李登輝及林洋港出選總統。

當時的總統選舉由7百多名國民大會代表選出,其中大部份代表自1947年起未曾卸任,國民大會因此被戲謔為「萬年國會」。競選期間,兩派拉攏老人支持的戲碼引起民眾不滿,要求民主選舉總統的訴求甚囂塵上。

野百合學運的經過

● 野百合學運的意外爆發
早於3月初,台大學生會已有計劃舉行一系列示威行動,包括由教授發動罷課等,要求政府還政於民。惟後來林洋港宣布退出總統選舉,政治形勢稍為冷卻,學生因此決定暫時擱置行動。

3月16日,三名台大學生突然決定到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超出學運團體的計劃,野百合學運因而意外展開,此後普遍形容是次學運的爆發為「擦槍走火」。

其後經過學運團體的動員及媒體報導,再加上台大教授宣佈發起「柔性罷課」--將課堂移師廣場,令學運規模大幅擴張,最高峰時學生人數接近5000人。

學生在運動期間提出了四項訴求,分別是解散「萬年國會」、廢除用以迫害異見份子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由社會各界參與,共同訂定國家政策的國是會議以及訂立政經改革時間表。

● 「單純」的糾察線
除了於廣場內集會的師生外,廣場外圍於運動開始不久後,已陸續有民眾到場聲援及圍觀,民進黨更一度於中正紀念堂舉辦「聲討老國代大會」,2至3萬支持者參與活動,人數比學生多出數倍。

學生惟恐民進黨人士及其支持者觸動國民黨神經,引來政府鎮壓,波及學生,此外,學生亦傾向與政黨劃清界線。因此,學運組織的決策層決定設立糾察線,分開靜坐學生及民眾,學生及教授需出示學生證及教學證明,方能進入靜坐區。

糾察線的設立極得傳媒受落,糾察線內的學生及教授便成了媒體目光下單純、善良、有理想的菁英知識份子,媒體報導偏向正面。

● 與李登輝接觸及談判
廣場的決策委員會曾兩度接觸李登輝,但兩次均是屬於未被廣場學生授權的「私人行動」。首次是3月20日決策委員會私下送上邀請函,請李登輝公開回應四大訴求。第二次則是於3月21日,李登輝公開回應即將召開國是會議後,決策委員會與教授顧問團計劃以會見李登輝,並要求李登輝於國是會議落實其餘三個訴求,作為和平撒退前最後的行動底線。

兩次接觸於事後向廣場學生報告時,均引來學生極大反彈,認為決策委員會的私自行動對學生極不尊重,導致第二次接觸後決策委員會總辭,雖然最終被挽留,但決策委員會亦從此接近癱瘓。

● 退場
總統府會面後,廣場內各間院校開始討論是否撒離廣場,並派代表於校際會議中表達同學意願,最終22間學校同意撤離,1間反對。3月22日清晨,廣場指揮中心公佈撤離廣場的決定,為期六日的野百合運動正式落幕。

運動完結之時,只有「召開國是會議」得到政府正面回應,但接下來數年間,「萬年國會」被解散,國民大會得以重選,首屆民選總統亦於1996年產生,代議民主的改革大致完成。

● 小總結
回顧野百合學運的過程,李登輝於第3天已正面回應學生訴求,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及推動政制改革,學運驟眼看來甚有力量。然而,學生的行動不外乎靜坐及絕食,但觀乎過往的台灣,不乏更為激烈的抗爭,卻甚少能如此「有效」。民主化的進程,除了學運施加的壓力外,似乎還牽涉更複雜的因素,諸如國民黨內部分裂、多年來大量群眾抗爭,令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動搖等,野百合學運的威力似乎或多或少被誇大。

雖然野百合學運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大有進展,但學運本身有很多地方值得反省,香港學生應引以為戒。

學運組織的缺憾

野百合學運冠其名為民主運動,但觀乎整個運動決策架構的實際運作,卻並不民主。

整場運動之中, 大多決定由僅有7人(後增至12人)的決策委員會決定,其成員主要來自學運組織。雖然決策委員會經過數次改組,但改組方式是由原任成員提名下任成員,故此一直由學運組織把持,普通學生無權揀選委員會成員,更遑論左右運動的方向。

由學生選出的校際會議理應審批決策委員會的決議,但實際上卻如橡皮圖章,草草通過這些決議,監察的功能形同虛設。但最惡劣的情況,莫過決策委員會私下決定與政府談判,學生事前未被通知,亦沒有授權行動,只能無緣無故「被代表」。

事實上,於學運期間,曾有學生提出召開「學生國是會議」,由廣場同學決定運動目標及方向,然而,決策委員會以技術問題為由,置之不理。

雖於決策委員會癱瘓後,廣場上的學生開始自行商討運動的方向,但奈何運動已步入尾聲。

粗疏的運動目標

國民黨高壓統治期間,解散「萬年國會」、廢除「臨時條款」等落實民主化的訴求,早已被提出多年,是學生心中不證自明的願景,故廣場上對此甚少討論, 唯獨「(訂立)政經改革時間表」的訴求一度引發爭辯。

最初討論運動訴求時,被提出的是「民主改革時間表」,後來有其他團體提出學運的目標應兼顧及社會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非純粹爭取政治上的民主改革。

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為其中贊成以上主張的學運團體。他們認為,純粹的選舉政治只是選出新的代理人以取代現時統治者的位置。但現實中,社會的矛盾並不限於統治者及「人民」間的對立,「人民」內部實存在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單單是商人及勞工之間,已有極大分歧,光是追求政治架構的改革,只會令這些衝突被掩蓋。

因此,民學聯強調「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即讓每個人爭取自己生活上的權益,在每個生活層面實踐民主化,以超越對代議民主的依賴。成立以來,民學聯積極參與各地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環保運動等。而於野百合學運期間,則希望將階級、環保等議題帶到運動當中。然而,在重重妥協之下僅以「政經」一詞取代「民主」,以象徵對經濟議題有所關注,但事實上運動始終光只關注選舉政治,其他議題從來缺席。

回看當下的台灣,代議民主已運作近廿載,上文提到的經濟改革我們能否看見,人民生活又是否大有改善?自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後,民進黨陳水扁終於2004年首度勝出,不少野百合的學運領導更成了政府官員。但民進黨甫上任時面對經濟危機,並非先顧及普羅大眾的生活,而是召集資本家開會,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可見代議民主之下,普羅大眾並未奪回真正的權力,政策本身亦存在很大局限。至於「人民民主」的願景,則遙遙未見。

菁英主義與過度依賴媒體

媒體的報導賦予了學生純潔、有理想的超然身份,形象正面;而當時普遍的學生,多少亦自覺為菁英,有責任帶領群眾爭取民主,兩者互相契合。因此,不少學生樂於代入媒體塑造的形象中,例如選取台灣野百合為運動象徵時,「純潔」便是其中一個野百合的喻意。

但菁英主義有兩大問題,其一是學生自命為菁英,便很容易忽略貧苦大眾的處境及社會問題。其二則是群眾在運動中只能被動地支持領導者,這並不鼓勵他們主動參與抗爭。

雖然有部份學生,例如主張關心經濟議題、鼓勵人民自發抗爭的民學聯派系,對運動瀰漫著菁英心態的情況極有保留,但為了爭取媒體的正面報導,亦沒有與菁英身份撇清關係。然而,這種由菁英領導的運動方式,實與其「人民民主」的理念有所衝突。

過度依賴媒體塑造的學生光環,不但無法連結其他群眾,以形成更廣泛及全面的社會運動,更甚者,是遭受到媒體反咬一口,亦即對學生的抹黑。野百合最後兩天,媒體一改當初的態度,不斷抹黑廣場上的學生,致使學生需要不斷製作刊物以作反擊,對運動的持續極為不利。

香港如何借鑑野百合?

◎學生組織層面
決策委員會私下接觸李登輝,令廣場學生不滿,無疑對運動的持續性及團結帶來極大傷害,而這種由學運領袖帶領的組織形式,應引以為戒。

綜觀香港的學運,往往由學聯及各大學學生會帶頭發起及維繫,學生只能以支持的角色參與,稍為增加運動的人數,但對運動的目標及方向均無參與的機會。參照台灣的例子,應重新思考學運的組織方式,嘗試由下而上的學生運動。而於是次罷課之中,樂見中大學生會嘗試讓同學商討運動方向,但操作上始終仍待完善。[1]

◎擴闊運動議題
香港是次的罷課行動,如以往的民主運動一樣,只專注於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等政治改革上,因此,爭取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順利成章成了口號。

然而,回看民學聯當初主張的「人民民主」理念,「民主」的想像絕不僅限於每人一票的選舉,而事實上,選舉政治對改變人民生活的作用亦甚為有限。假若「民主」是學生共同追求的理念,便更應重新思考如何能超越選舉政治,邁向這個目標,引入其他議題,例如階級、性別、工人、房屋等議題,便相當重要。[2]

◎擺脫對媒體的依賴
香港過往的學生運動,對媒體甚為依賴,一張表現熱血的相片遠比嚴謹的論述,更能召集學生及公眾的支持。如同野百合的學運領袖,爭取媒體的正面報導成了運動策略考慮的重要部份。

但參考野百合的經驗,可見媒體有自己一套運作邏輯及立場,譬如特別偏愛報導溫和及煽情的行動、未必關心某些社會議題等,而這些取向未必與運動的理念相符。因此,策略上絕對不能過份依賴傳媒,我們更需要有自己的組織及宣傳方式。

此外,媒體實為雙面刃,能為學生迅間戴上光環,亦能不消片刻便把學生抹黑成暴亂份子,行動者必須引以為戒。

[1] 可參考罷課特刊內的〈蓽路藍縷﹕作為民主起點的自發組織〉及〈Student On Strike!三十萬同學罷課——從魁北克學習由下而上的組織〉。
[2] 可參考罷課特刊內的〈重思民主價值 連結民生訴求──談民主抗爭論述的轉向〉。

參考資料
陳信行:〈我的野百合〉。苦勞網。
鄧丕雲:《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