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健
香港近日的罷課運動如火如荼，學生對爭取真普選的訴求寸步不讓，這時候有人提起了24年前台灣的野百合學運，認為能對香港學生帶來多少啓示。
野百合學運發生於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大學生透過罷課、靜坐、絕食等方式向國民黨政府施壓，最高峰時學生人數接近5000人。野百合結束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加速發展，人民首次能選出國會及總統。
然而，清楚了解野百合學運的細節後，我們便會發現，運動當中有不少有問題的地方，這比起野百合如何成功，更值得香港學生思考，並引以為戒。
野百合的歷史背景
直到1987年，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令為止，台灣曾經歷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以防止中國共產黨勢力入侵為由，肅清所有異見份子，無數人遭受政治迫害。
除言論自由及政治權力被猛烈打壓外，某些社會問題，例如原住民權益、環境污染、農民生活不受保障等，一直於80年代的台灣縈繞不斷。
隨著戒嚴令、報禁、黨禁等高壓管治的政策撒回，長期潛伏地下的反抗聲音嶄露頭角，積極參與校園運動及社會運動的學生組織亦逐漸現身，陸續組織及參與了不同院校內的民主運動，亦熱衷於支援各地的社會抗爭，例如環保運動、農民運動等。學生運動的經驗於數年間不斷累積。
1988年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李登輝接任總統及代理國民黨主席，蔣氏家族的統治時期告一段落，緊接而來的是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黨內分成兩派。直至1990年3月的總統選舉，派系鬥爭白熱化，兩派分別派出李登輝及林洋港出選總統。
當時的總統選舉由7百多名國民大會代表選出，其中大部份代表自1947年起未曾卸任，國民大會因此被戲謔為「萬年國會」。競選期間，兩派拉攏老人支持的戲碼引起民眾不滿，要求民主選舉總統的訴求甚囂塵上。
野百合學運的經過
● 野百合學運的意外爆發
早於3月初，台大學生會已有計劃舉行一系列示威行動，包括由教授發動罷課等，要求政府還政於民。惟後來林洋港宣布退出總統選舉，政治形勢稍為冷卻，學生因此決定暫時擱置行動。
3月16日，三名台大學生突然決定到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超出學運團體的計劃，野百合學運因而意外展開，此後普遍形容是次學運的爆發為「擦槍走火」。
其後經過學運團體的動員及媒體報導，再加上台大教授宣佈發起「柔性罷課」－－將課堂移師廣場，令學運規模大幅擴張，最高峰時學生人數接近5000人。
學生在運動期間提出了四項訴求，分別是解散「萬年國會」、廢除用以迫害異見份子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由社會各界參與，共同訂定國家政策的國是會議以及訂立政經改革時間表。
● 「單純」的糾察線
除了於廣場內集會的師生外，廣場外圍於運動開始不久後，已陸續有民眾到場聲援及圍觀，民進黨更一度於中正紀念堂舉辦「聲討老國代大會」，2至3萬支持者參與活動，人數比學生多出數倍。
學生惟恐民進黨人士及其支持者觸動國民黨神經，引來政府鎮壓，波及學生，此外，學生亦傾向與政黨劃清界線。因此，學運組織的決策層決定設立糾察線，分開靜坐學生及民眾，學生及教授需出示學生證及教學證明，方能進入靜坐區。
糾察線的設立極得傳媒受落，糾察線內的學生及教授便成了媒體目光下單純、善良、有理想的菁英知識份子，媒體報導偏向正面。
● 與李登輝接觸及談判
廣場的決策委員會曾兩度接觸李登輝，但兩次均是屬於未被廣場學生授權的「私人行動」。首次是3月20日決策委員會私下送上邀請函，請李登輝公開回應四大訴求。第二次則是於3月21日，李登輝公開回應即將召開國是會議後，決策委員會與教授顧問團計劃以會見李登輝，並要求李登輝於國是會議落實其餘三個訴求，作為和平撒退前最後的行動底線。
兩次接觸於事後向廣場學生報告時，均引來學生極大反彈，認為決策委員會的私自行動對學生極不尊重，導致第二次接觸後決策委員會總辭，雖然最終被挽留，但決策委員會亦從此接近癱瘓。
● 退場
總統府會面後，廣場內各間院校開始討論是否撒離廣場，並派代表於校際會議中表達同學意願，最終22間學校同意撤離，1間反對。3月22日清晨，廣場指揮中心公佈撤離廣場的決定，為期六日的野百合運動正式落幕。
運動完結之時，只有「召開國是會議」得到政府正面回應，但接下來數年間，「萬年國會」被解散，國民大會得以重選，首屆民選總統亦於1996年產生，代議民主的改革大致完成。
● 小總結
回顧野百合學運的過程，李登輝於第3天已正面回應學生訴求，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及推動政制改革，學運驟眼看來甚有力量。然而，學生的行動不外乎靜坐及絕食，但觀乎過往的台灣，不乏更為激烈的抗爭，卻甚少能如此「有效」。民主化的進程，除了學運施加的壓力外，似乎還牽涉更複雜的因素，諸如國民黨內部分裂、多年來大量群眾抗爭，令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動搖等，野百合學運的威力似乎或多或少被誇大。
雖然野百合學運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大有進展，但學運本身有很多地方值得反省，香港學生應引以為戒。
學運組織的缺憾
野百合學運冠其名為民主運動，但觀乎整個運動決策架構的實際運作，卻並不民主。
整場運動之中， 大多決定由僅有7人（後增至12人）的決策委員會決定，其成員主要來自學運組織。雖然決策委員會經過數次改組，但改組方式是由原任成員提名下任成員，故此一直由學運組織把持，普通學生無權揀選委員會成員，更遑論左右運動的方向。
由學生選出的校際會議理應審批決策委員會的決議，但實際上卻如橡皮圖章，草草通過這些決議，監察的功能形同虛設。但最惡劣的情況，莫過決策委員會私下決定與政府談判，學生事前未被通知，亦沒有授權行動，只能無緣無故「被代表」。
事實上，於學運期間，曾有學生提出召開「學生國是會議」，由廣場同學決定運動目標及方向，然而，決策委員會以技術問題為由，置之不理。
雖於決策委員會癱瘓後，廣場上的學生開始自行商討運動的方向，但奈何運動已步入尾聲。
粗疏的運動目標
國民黨高壓統治期間，解散「萬年國會」、廢除「臨時條款」等落實民主化的訴求，早已被提出多年，是學生心中不證自明的願景，故廣場上對此甚少討論， 唯獨「（訂立）政經改革時間表」的訴求一度引發爭辯。
最初討論運動訴求時，被提出的是「民主改革時間表」，後來有其他團體提出學運的目標應兼顧及社會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非純粹爭取政治上的民主改革。
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為其中贊成以上主張的學運團體。他們認為，純粹的選舉政治只是選出新的代理人以取代現時統治者的位置。但現實中，社會的矛盾並不限於統治者及「人民」間的對立，「人民」內部實存在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單單是商人及勞工之間，已有極大分歧，光是追求政治架構的改革，只會令這些衝突被掩蓋。
因此，民學聯強調「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即讓每個人爭取自己生活上的權益，在每個生活層面實踐民主化，以超越對代議民主的依賴。成立以來，民學聯積極參與各地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環保運動等。而於野百合學運期間，則希望將階級、環保等議題帶到運動當中。然而，在重重妥協之下僅以「政經」一詞取代「民主」，以象徵對經濟議題有所關注，但事實上運動始終光只關注選舉政治，其他議題從來缺席。
回看當下的台灣，代議民主已運作近廿載，上文提到的經濟改革我們能否看見，人民生活又是否大有改善？自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後，民進黨陳水扁終於2004年首度勝出，不少野百合的學運領導更成了政府官員。但民進黨甫上任時面對經濟危機，並非先顧及普羅大眾的生活，而是召集資本家開會，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可見代議民主之下，普羅大眾並未奪回真正的權力，政策本身亦存在很大局限。至於「人民民主」的願景，則遙遙未見。
菁英主義與過度依賴媒體
媒體的報導賦予了學生純潔、有理想的超然身份，形象正面；而當時普遍的學生，多少亦自覺為菁英，有責任帶領群眾爭取民主，兩者互相契合。因此，不少學生樂於代入媒體塑造的形象中，例如選取台灣野百合為運動象徵時，「純潔」便是其中一個野百合的喻意。
但菁英主義有兩大問題，其一是學生自命為菁英，便很容易忽略貧苦大眾的處境及社會問題。其二則是群眾在運動中只能被動地支持領導者，這並不鼓勵他們主動參與抗爭。
雖然有部份學生，例如主張關心經濟議題、鼓勵人民自發抗爭的民學聯派系，對運動瀰漫著菁英心態的情況極有保留，但為了爭取媒體的正面報導，亦沒有與菁英身份撇清關係。然而，這種由菁英領導的運動方式，實與其「人民民主」的理念有所衝突。
過度依賴媒體塑造的學生光環，不但無法連結其他群眾，以形成更廣泛及全面的社會運動，更甚者，是遭受到媒體反咬一口，亦即對學生的抹黑。野百合最後兩天，媒體一改當初的態度，不斷抹黑廣場上的學生，致使學生需要不斷製作刊物以作反擊，對運動的持續極為不利。
香港如何借鑑野百合？
◎學生組織層面
決策委員會私下接觸李登輝，令廣場學生不滿，無疑對運動的持續性及團結帶來極大傷害，而這種由學運領袖帶領的組織形式，應引以為戒。
綜觀香港的學運，往往由學聯及各大學學生會帶頭發起及維繫，學生只能以支持的角色參與，稍為增加運動的人數，但對運動的目標及方向均無參與的機會。參照台灣的例子，應重新思考學運的組織方式，嘗試由下而上的學生運動。而於是次罷課之中，樂見中大學生會嘗試讓同學商討運動方向，但操作上始終仍待完善。[1]
◎擴闊運動議題
香港是次的罷課行動，如以往的民主運動一樣，只專注於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等政治改革上，因此，爭取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順利成章成了口號。
然而，回看民學聯當初主張的「人民民主」理念，「民主」的想像絕不僅限於每人一票的選舉，而事實上，選舉政治對改變人民生活的作用亦甚為有限。假若「民主」是學生共同追求的理念，便更應重新思考如何能超越選舉政治，邁向這個目標，引入其他議題，例如階級、性別、工人、房屋等議題，便相當重要。[2]
◎擺脫對媒體的依賴
香港過往的學生運動，對媒體甚為依賴，一張表現熱血的相片遠比嚴謹的論述，更能召集學生及公眾的支持。如同野百合的學運領袖，爭取媒體的正面報導成了運動策略考慮的重要部份。
但參考野百合的經驗，可見媒體有自己一套運作邏輯及立場，譬如特別偏愛報導溫和及煽情的行動、未必關心某些社會議題等，而這些取向未必與運動的理念相符。因此，策略上絕對不能過份依賴傳媒，我們更需要有自己的組織及宣傳方式。
此外，媒體實為雙面刃，能為學生迅間戴上光環，亦能不消片刻便把學生抹黑成暴亂份子，行動者必須引以為戒。
[1] 可參考罷課特刊內的〈蓽路藍縷﹕作為民主起點的自發組織〉及〈Student On Strike！三十萬同學罷課——從魁北克學習由下而上的組織〉。
[2] 可參考罷課特刊內的〈重思民主價值 連結民生訴求──談民主抗爭論述的轉向〉。
參考資料
陳信行：〈我的野百合〉。苦勞網。
鄧丕雲：《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