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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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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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字花》第51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我拖著三歲女兒可靜,參與了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爭普選大遊行。說起來,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因為我在這條路上已不知走過多少回。如有什麼不一樣,那是因為這次有可靜相伴。可靜並不知道什麼是遊行,我也無意給她什麼政治啟蒙。我只是想和她一起走一次這段路。

考慮到可靜年紀小,我決定不入維園,改從中間的灣仔起步。從地鐵站一出來,我們就見到朱耀明、戴耀廷和陳健民三位。他們站在軒尼詩道臨時搭起的一個台上,一字排開,拿著麥克風,汗流浹背的,大聲呼籲大家捐款支持「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上前和陳健民握手問好。可靜在耳邊問我,這叔叔是誰啊,我說是爸爸的朋友。可靜又問,他們為什麼在唱歌?她聽到有人在唱《問誰未發聲》。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遂問,你喜歡嗎?她點頭。我說,喜歡便好。我們遂在歌聲中起行。

我們走得很慢。大街上滿是人,平靜而有秩,向著同一方向,默默前行,連口號也不多見。我們都知道為什麼而來,清楚普選這事重要,也深明路極艱難,但卻非站出來不可,因為事關我城未來。空氣中,遂有一份坦然的堅定。

我拖著可靜,看著她細碎的腳步,感受她的小手傳來的溫度,不知何故,我驀然意識到,從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次上街遊行到現在,我的人生,已經走過好長好長一段路。那時候,我一定沒想過,我的少年時代,會在短短兩星期後戛然而止;也一定沒想過,我的命運和香港的命運,從那刻開始改寫;當然更沒想過,在接著下來的二十五年,我和無數香港人,要在銅鑼灣到中環這條路上,走完一次又一次,留下無數汗水淚水,以及數不清的人生記憶。

四分一世紀,我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說到底,一切既簡單又純粹,我們想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沿途挫折不斷,有人退出卻也有更多的人加入。我們沒有退縮屈從喪志。我們沒有識時務。我們做了選擇。我們的選擇,經歲月堆疊,構成了我們的自我,定義了我們的時代。沒有這條遊行之路,我們非我,香港也非今日的香港。故,我們沒有理由徒然。

「爸爸,我要去廁所。」可靜打斷我的思緒。這可不是小事。我趕忙抱起她,離開隊伍急步四處尋找,最後去了莊士敦道的天地圖書。從書店出來,我才留意到整條大街被警方封了路,空無一人,和一街之隔人山人海的軒尼詩道形成強烈對照。可靜好興奮,站在沒有電車的路中央手舞足蹈,高聲歌唱。我站在她後面,用手機偷偷為她拍了一張黑白照,放上微博,配圖文字是「人都去了哪裡?」。這是當天我發的許多遊行相片中,唯一一張沒有被微博小秘書屏蔽的。

然後,雨,傾盆的大雨,突然而至。我和可靜躲在7-11,一邊吃雪條,一邊待雨停。我問,可靜,還想走下去嗎?可靜說,想。我問,為什麼?可靜答,我喜歡。於是,我們隨著人流,一直走到中環。

回到中大的家,已是晚上八時。我陪可靜吃好飯洗好澡,再待她入睡,已是晚上十一時。何芝君老師在面書問我,會否出來聲援學聯的預演佔領中環行動。我說會。我當時並沒多想什麼。我只是想去看看我的學生。

當我再次回到中環,已近凌晨一時。那是和白天完全不同的世界。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坐在遮打道上,警方在外面重重包圍,許多媒體在做直播。現場很平靜,感覺不到什麼慌亂。許多熟悉的朋友和學生都在,也有好幾位立法會議員,但來的老師不多,只有何芝君、陳允中、司徒薇和我。我有一點詫異。然後學聯同學邀請我們上台。說實話,這是我不曾意料也不太習慣的。在那樣的場合,我不覺得老師的身份有什麼特別。更何況對著一群早已下定決心公民抗命的人,我這個站在外面尚未準備好的,似乎說什麼都顯得有點多餘。

我終究和其他老師一起上了台,並在強烈燈光照射下,對著黑壓壓的人群,說了幾句。我依稀記得,我在最後說,香港已去到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實在沒辦法,我們只能承擔起我們的責任。說到該處,我不自禁抬頭看看四周的高樓以及旁邊嚴陣以待的警察,心頭掠過難以言說的傷痛。爭取民主,為什麼只是我們的責任,而不同時是那些擁有權力的人的責任?為什麼一定是這些年輕人,而不是中環所謂的精英坐在這裡?短暫佔領中環而不改變中環,這個世界恐怕不會有太多轉變。

我從台上下來後,特意從前面慢慢走到後面。我想好好看看坐在地上的每一位。路燈昏黃,我一張臉一張臉望過去,然後才發覺,人群如此豐富。例如我看到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伯,手裡拿著拐杖,安詳平和地坐在人群中間。坐在他旁邊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婦人,戴眼鏡穿長衣,神情肅穆。我又看到我教過的一位學生,臉帶微笑,而她剛在早前反對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中被警方起訴。我還見到好些認識多年的朋友。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年青人。警方廣播一直在響,警告他們這是非法集會,隨時會被拘捕。大家很淡定,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有人在上網,有人在打電話,有人在看書,有人在討論。當然,大家都在等待。

這些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他們會選擇來這裡?

在概念上,我對公民抗命一點也不陌生。但當我見到數以百計公民抗命者真實而具體地坐在我面前時,我不僅震撼,而且困惑。要知道,這些人絕大部份不是社運組織者。他們的人生,本來有許多正常的事要做,例如上班上學拍拖睇戲賺錢,以及種種重要的生活目標。而現在,在數十萬人散去後,他們選擇了留下來。做什麼呢?等被警察拘捕,並承受一切法律加諸其身的代價。他們應該意識到,他們這樣做,之後整個人生很可能就不再一樣。到底是什麼信念,以及什麼情感,促使他們做出這樣的抉擇?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走上去,問一問他們為什麼。也許,他們的答案,會為我們揭示這個城市最大的秘密。

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清場已經開始。和平的示威者,被警方一批一批抬走。沒有叫罵,沒有悲鳴,沒有恐懼。他們手緊牽著手,然後被強行分開,然後身體離開地面,然後失去自由。由於我沒有按警方指示離開現場,結果也被警方的人鏈和鐵馬團團圍著,迫著默站於警察中間,近距離目睹權力如何具體操作到每個公民身上。後來我們知道,當晚拘捕了五百一十一人。

我大約七時離開。走的時候,清場仍未結束,維港朝霞滿天。我在寂靜的中環街頭行走,感覺異常異常陌生。回家已是八時,可靜熟睡正酣。我坐在床邊,緊握她的小手,久久不能言語。中午起來,在同事馬嶽和蔡子強倡議下,我們起草了一份「我們支持學生」的聲明。短短兩天,有超過五百位大學老師參與聯署。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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