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大國是學會文書呂卓遙
原刊於成報15/9/2014
「抗命捉緊命運，罷課事在必行」近日此橫額口號於中大校園可謂不絕於耳，亦成為抗爭行動的重要部分。本來學生身為社會的一份子，因着對香港感恩的心，着緊香港的未來，實在正常不過。而罷課是學子們對現實上政治不公、民意不張的一種表達方式，學生犧牲自身寶貴的學習時間也在所不惜，為的是對中央政府、港府、權貴抗議。誰也知道，罷課並不會對香港帶來很大的經濟打擊，只為盡知識分子的義務、只為捍衛民主、只為爭取公義，故展開罷課，成為整個不合作運動的起始點。然而，近日周融和反佔中大聯盟公布了所謂的「學校家長救救孩子」行動，鼓吹各界人士檢舉參與罷課的中學生，他們究竟於心何在？而後周融更問及香港是否已進入造反有理的年代，實在令人怒不可遏。
周融以六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比喻罷課運動，更說罷課運動同樣把學生當作工具。殊不知文化大革命與罷課運動的本質有別。首先，文革時的學生可能確如周融所言是「無知及無辜」，受毛澤東及四人幫等中共核心人物所煽動，以革新文化為名排斥異己，學生未經思考加上黨媒宣傳因而受利用。但是，是次罷課確實並無強迫性，參與與否取決於學生的價值判斷，是透過批判思考、理性思維而得出的結果，並無任何強迫成份。故以文革喻罷課，實在引喻失義。
更何況，是次罷課的針對對象是有強權而無公義的特區政府，文革真正對象、目標並非如此，只在權鬥，二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五四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相對而言更接近罷課之目標，「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等口號所包含的核心價值包括國家主權、民主、科學正是中國人民由1919年爭取至今依然未成功的普世價值，而當時罷課亦在罷課、罷工、罷市等不合作運動之列。同樣是為了爭取民主、同樣是不合作的罷課、同樣對抗一個不理民意、一意孤行的政府，二者何其相似？而近代最大成效的群眾運動，正是五四運動，故罷課實仍以五四運動為師，是以民主為終極目標的行動，並非文革可類比。
而周融更聲稱救救孩子行動並非為了知道罷課學生身份，只為了解有何中學罷課，更會保密云云。但他收到的結果是教育界的反彈，不少中學表示不滿，亦受媒體批評。反佔中大聯盟表示不明白為何各界要針對他們的行動，更指學民思潮舉行的罷課大會也是透露了學生身份，因而攻擊學界（學民以及學聯）雙重標準。但是，無論是學生、教師、校長皆有支持罷課與否的自由，更重要有透露自身會否參與罷課的自由。他們可以罷課而不交出個人資料及身份，此等皆是其個人意願。罷課與否是他們理性的決擇。正如學界不會幼稚地要求檢舉不參加罷課的學生。換角度看，如果罷課這個行為本身已被周融扣上文革帽子，我實在不敢想像學界行檢舉之事會受到周融何等程度的攻擊。究竟雙重標準的人是不滿救救孩子行動的人還是周融呢？看來不問自明了。
的確，如果有出現學生被任何人威脅，不論是脅迫罷課或脅迫不罷課，一旦違反學生的個人意願即為不當。可是，當要避免此問題，大可以由教師、家長了解當中事宜，而非以保護學生為名，卻犧牲他們個人私隱、營造告發氣氛，恐嚇本來希望以罷課表達意見的中學生。我更加不認為各位愛子心切的家長會讓兒女的個人資料外泄，把自己的私隱透露予無法確切保密的團體，故此計劃並不合情理。
如果依然有人以佔中違法為由而打擊之，以違法等如搗亂社會，那麼真是太令人失望了。幸好通識教育令香港中學生明白何謂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意，而違法即為錯誤只停留於有法必依的階段。而法治最高目標是公義，倘若法律違反公義，違法便是其中一種對惡法的控訴，即所謂以道抗勢。想當日孫中山及同盟會之所為違反大清律例，結果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難道同盟會所為會為萬世唾罵嗎？不，結果正好雙反，千秋之後，功過自明。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若繼續以白色恐怖、互相告發而欲開歷史倒車，定必車毀人亡。的確，當包括周融在內的所有人不敢出聲時是最為可怕的，但是你不能不容許他人對你作出批評，不能讓言論自由的界線止於周融、止於港府。正如你有權力批評佔中三子，他人亦可批判你。如果有人的言論自由比其他人更自由，單單以違法為不義，這才是最可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