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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

教育工作關注組由前線教師和關注教育的家長、學生和文化界人士組成,透過舉辦讀書會、研討會和在不同平台撰文,聯合教師和各界捍衛課堂自主,推廣公民教育和豐富通識想像,以回應社會上對通識科的憂慮和質疑。 我們的宗旨 - 堅持捍衛教育專業與課堂自主 - 維護及貫徹通識科多角度及批判性思考理念 - 拒絕政治審查 我們的工作 ‧開辦給家長和基層的通識課,讓家長和大眾了解通識到底是什麼 ‧於主場新聞專欄,討論通識、教育與生活 ‧於評台專欄,探討通識科發展 ‧於《讀書好》雜誌不定期供稿,用知識擴闊通識想像 ‧流動讀書組推動教師閱讀和討論 ‧積極以通識教師身份介入公共討論 ‧監察和回應對通識科的不尋常攻擊 ‧舉辦研討會,關注通識科課程改革 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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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課的良知——寫在罷課前夕

罷課的良知——寫在罷課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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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Richard Hsu

(個人簡介:中大哲學系畢業。對教育工作偶有想法,期望能理解學生的想法。仍在探索教育作為規訓與解放之間的差異。興趣為閱讀、電影、訪談等。)

「政治有否道德可言?」似乎是一個可以永遠爭論的問題。爭論的重點不在於人們回答「有」或「沒有」這兩答案,而是深刻烙印在人的尊嚴中,我們不屑於那種只談利益,只講鬥爭的政治。現實上,總有人不停向我們宣示:我們要面向現實(或許暗示「我們要向現實低頭」?)。例如,在風雨飄搖的香港現狀中,自從人大常委會決定了普選特首的框架,建制便有人呼籲我們面向現實,說「美玉」、「香港越看越美麗」等,意思都是一樣:平息紛爭,不再討論。這種「不再討論」,包括放棄人最需要捍衛的道德價值——自由平等的公民及其社會之必要。

自人大決定了普選特首的框架,大專學生、學聯發起罷課,以作對人大決定的不滿及抗議。有說法指罷課不值得1,亦有看法認為「唔好因為少數人嘅政治對抗,令到香港停滯不前」認為香港正值抗爭年代2。論者以「對抗」、「鬥爭」為這場罷課行動定性,也許正符合德國憲政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的「敵人—朋友」區分:政治即鬥爭。

然而,香港自1977年的「金禧事件」以降,已少有大規模罷課的出現。而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抗爭,得到有條件的勝利,卻已是35年後。問題不在於罷課是否值得,是否「有用」,而是為何學生要採用罷課的方式進行抗議?而市民竟然普遍支持學生的決定?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這一定反映大眾對一種講道理、道德的政治有所支持。而道德的政治正是捷克已故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一直所倡議的 。哈維爾在〈政治與良知〉中帶出政治只講權力,不講道德的可怕:

「這種權力作為操縱、壓迫、製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這種權力很久以來就不只與少數專橫的統治者相關,而毋寧說攫取和吞噬了每一個人,因而將所有的人都結合到其中去,至少是藉著他們的沉默。沒有人真正擁有這種權力,因為這種權力擁有每個人,它是一頭怪獸。」3

講道德的政治,不在講了能使政治變得道德,而是我們必須以這種視角審視政治,我們才能使自己活得更像一個人。而現在的處境,更像哈維爾所言的極權管治:「先將人心迷惑,然後加以佔領,最終讓其失去所有批判力量。」4我們須要做的是,堅定我們的決心,明辨道理是非,保持批判的力量。香港的政治改革討論,自80年代始,歷經三十多載,我們早已明確自己的心志。人大的決定,似乎為普選的希望堵上一門大閘。

但事實是,我們從來不是因為面前看見希望才作出行動,而是要在公共世界通過行動帶出希望。與其說罷課是一種向外宣示的抗議,毋寧說罷課其實是為了捍衛我們對真普選的道德要求。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堅定心志,作出應有的行動。猶太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一篇〈導入政治〉5中,指出:政治是一種許諾。透過政治,透過人的參與,眾人才能體現自由,並從多元中認識彼此,實現大家的信念。罷課與其是宣示,更確切是希望的串連,串連通過行動帶出想像和希望的人群,讓人們能實現普選這一信念。

罷課是良知的體現,也是希望的串連。在這一角度下,我們還有置身事外的理由嗎?

1 連結
2 連結
3〈政治與良知〉p.25
4 同上,p.30
5 “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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