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添馬人群中的故事

廣告
添馬人群中的故事

廣告

(獨媒特約報導)中大校長沈祖堯說,大學生是應該浪漫的。罷課今日踏入第五天,除以大專生、中學生為主外,當然也有各階層響應聲援。添馬公園草地上,一幅幅書寫大字訴求的布帛散落在公園的攤檔間或播放著音樂,學生、市民或坐或站,或許在細節上各有分歧、背景亦不盡相同,但他們卻在同一個地方,凝視、傾聽主台上的講者,追求同一個夢想,這何嘗不是一種浪漫、慷慨。罷課第三晚的晚上,筆者遇上曾為紅衛兵的老先生、身為全級唯一罷課學生的梁同學、已移民美國仍選擇回港的溫小姐,與任教大專院校的葉先生。

曾當紅衛兵 陳先生:小學生罷課也支持

陳先生已經退休今年六十六歲,1972年來到香港,親身見證過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個大多中國人均陷入苦難與迷亂的文革年代。「我以前當過紅衛兵啊……為什麼下來香港?我經歷過那些制度、那種社會,就是覺得(中共)不妥才跑下來!」陳先生壓低聲音,說自己就是親眼見過中國共產黨的暴政,才申請移居香港,雖然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仍不太開放,但自港督麥理浩上場後,大推福利政策、改善社會民生,使陳先生深感仍有民主的香港與內地殊為不同。

「罷課是學生的權利,對學生來說,除了罷課還有什麼力量?就算小學生罷課我也支持。」陳先生認同罷課理念,盡量以後每日來,慨嘆家人不關心政治 :「我的兒子工作忙,日日加班,為了份工,連報紙也沒時間看。我周圍的年輕人很多都不關心(政治),工作壓力太大。」

他認為自己退休後,有更多時間了解政治與民主,覺得建制派是牆頭草,比一般左派更壞,更深信梁振英實際是地下黨員。陳先生會在十月一日赴宴,問及會否怕被捕,他嗤之以鼻 :「我幾十歲人,有什麼好怕?」

罷課一週中學生:「掙扎,不是沒有的」

於觀塘區就讀的中四生梁澤謙,則是全級唯一全日罷課一星期的學生。他每天十點便到場集會,他於開學初已計劃罷課,掙扎兩星期後向家人提出想法,家人並無異議,學校亦未加以太大阻撓,只要交家長信便可。梁同學這星期本有一個需要計考試分的測驗,但為了爭取公正的普選,他放棄了 :「如果不來,就好似十分不關心政治。」

「罷課有它的作用,因為每次政府想落實一些我們不想要的政策,我們都是用反抗的運動來推翻它。」問及會否十一赴宴,梁同學指佔中的風險較大,仍在考慮會否「去飲」,也未曾跟父母談及佔中,他憂心佔中或會變成六四翻版,或至少出現暴力情況。

回流港人:「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共產黨的人民。」

「(去佔中)比人拉?我叫了人擔保我了。」溫小姐輕描淡寫,40歲的她在中環上班,任職貿易,在罷課第三晚到場支持,打算明後天繼續支持罷課,並會參與十一佔中。她的家人已移民到美國,老闆又在外國,並無受到政治壓力,她指即使被拘捕,也沒有負擔。

「我是移民後回來的,放棄了(在外國居住)。」溫小姐在2005年決定從美國回流香港,縱使家人挽留,她仍只說 :「你離不開這裡(香港)。」由於接濟內地親戚,她的十八歲生日充在天安門廣場度過,使她對中國感觸甚深 :「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共產黨的人民。」

「我被人拉也沒所謂,難道拉你嗎?」溫小姐如此反問筆者,笑說 :「很多事……你們(年輕人)很多事都未享受過,我們不一樣。」但她相信佔中不會演變成六四翻版,因為香港仍有法治 :「如果真的變成那樣,香港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大專教師:「我一直很抑鬱」

葉先生挨著燈柱,席地而坐,面前舒展著一塊書寫抗爭訴求的大布,現年56歲的他在一所大專院校任教英文。他在第三晚才第一次到場集會 :「其實我無想過要絕對支持罷課,只是想表達不滿。自人大落閘之後,一直沒有平台讓大眾發聲……我一直很抑鬱,如果不出來,就很抑鬱。」葉先生指,唯有到場集會,內心才稍感舒暢。

他自言不太清楚學生的政治立場,與家人也少有討論政治,認為最重要的不止是爭取真普選,而是「分清是非黑白」。

葉先生不問成果,即使罷課或佔中未必能即時為香港帶來真普選,但只要行有餘力,便要行動 :「如果我不去佔中,我會終生後悔。」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