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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金真

學於美國,大學時期主修政治學,副修日語和歷史。常與人筆戰辯論,不亦樂乎。學術愛好包括民主轉型理論,新權威主義,明史,民國史和共產主義理論等。 網誌

社運

革命風雲 五四前塵 - 論來自「五四」先賢的啟示

革命風雲 五四前塵 - 論來自「五四」先賢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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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連續發表了幾篇論及「雨傘革命」的文章,如《雨傘下人民的覺醒》和《為「雨傘革命」作的幾條辯護》等等。評價不一,多半是簡短和緊貼時事的的受歡迎,長篇和比較學術和哲理的受冷落。這也讓我尋思是不是要尋大眾歡心,多寫些鬥志激昂的批判文字,而少寫冷靜深沈的理論文章?但轉念間又覺得,作為一個自由派的知識份子,是應該本著本性和良知去寫作,文責自負。

胡適先生在《再談五四運動》一文中說道:「個人要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

這一席話不但表白我個人信仰,更為我這篇文章定了一個基調。這就是以「五四」的歷史觀感來論當前的「雨傘革命」。我覺得將旺角街頭變成海德公園,談道理,論政治,自然是偉大的事情。但是於政治太貼,於時代太近,又是另一問題。當然,我們活在的現世是一個被政治化的社會。所謂,你不想去碰政治,政治也來找你。這是制度和當權者作的罪惡(見前文《為「雨傘革命」所作的幾點辯護》)。正如胡適所說的那樣,在一個「變態社會」裡連,本應安心求學的學生們都被迫參與政治,糾正亂世。連本來最應受保護的一群都不能倖免於政治,何況社會上的其他人?但運動要持久,其影響要遍及社會,流傳世代,就必然不能只有政治而全無其他。這自是許多「五四」先賢共同思考的一點。

傅斯年在《陳獨秀案》一文中說陳獨秀於「五四」前後,以《新青年》為陣地提出了三大主張:「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社會改造」。這其中是以「文學革命」為一切之根基,從文學開始,以文化影響人的價值取向,改造人對社會之思想認識,從而達到真正「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這不是以政治領導文化,而是以文化支援政治,互為表裡。

香港並非沒有文化,但長期以來,其一直被批判為「商業味」過於濃厚。這當是不爭的事實。一直以來仿佛只有Beyond的歌曲不但可以高歌理想主義和人文關懷,又可以流行於時代。但除此外,有「文化」又是街知巷聞的流行曲是屈指可數。幸好這幾年間,在「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形勢下,像「雞蛋與羔羊」一類的歌曲開始紛紛湧現。林夕有份作詞的「撐起雨傘」更成為這場運動參與者的集體回憶。 一句「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傘是一朵朵的花」不絕於耳,繞樑三日。

這是好的開端,新的潮流。有了文化作載體,時代的精神才能被傳承。正如「六四」的記憶和意義在「自由花」的傳唱中被代代銘記。但是只有振奮人心歌曲還不夠,香港人還需要更進步和「本土」的文學和藝術。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論斷「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本土意識」必成為香港未來民主運動的主流力量。在台灣,有像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樣的小說,一邊訴說本土情懷,一邊對自我文化身分而沈思。香港也需要這樣的作品。香港曾有過像《鐵塔凌雲》這樣的本土歌曲,但有心人應該筆耕不輟,以文和藝,在香港這「文化沙漠」中種出綠洲。也待本土的《新潮》和《新青年》橫空出世。

在這場運動中,一向商業得可怕銅鑼灣街頭有了手不釋卷的文青和少年同學。以脫俗又溫情的文化氛圍改造唯利保守的商業社會,這確是一道奇景。我深信文化之力量使「經濟動物」進化為獨立的,真正的人。何謂「獨立的人」? 胡適的老友張奚若曾把胡適的「自由個人主義」或「人本思想」放到政治的語境上來表達。

張說:「承認政治是非的最終判斷者是個人,而不是國家政府;又承認個人又批判政府的權力,每個公民才會感受到其尊嚴和價值被尊重而發自真心的熱愛他的國家。」

連日來聞有「大會領導」要「號令天下」,又是「撤」又是「不撤」的。但誠如張奚若所言,判斷和行動的最終權在於每個成個體的人民。有人會問,「沒有領導,只有人民」,那該如何善後是好?那便讓「林鄭」走進街頭,面對群眾,講她的道理,說她的話。她能否以理服人,自由公論,豈容「領導」為每個人作決斷,更不要說政府高官拒絕於群眾對話是何等的傲慢。每個人為自己的思想言行負責便是「五四」的獨立精神,而這需要通過前文提到得文化的創造和改造來實現。

在開創新文化之後便是「倫理革命」,陳獨秀的倫理革命是指改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香港作為一個商業掛帥的城市,人與人間好像只存金錢瓜葛,像在零售商店裡,對入門顧客笑面迎人,對出門者則背後算帳。人之間也分了「三六九等」,富人在上,窮人在下,資本主義,天差地別。但在這一 次「雨傘革命」之中,人間的溫情似在逐漸融化那種冷漠。有市民為學生捐水捐物,窮則出力,富則捐輸。也有三五個陌生人圍成一圈,各抒己見。港人變得不再只為了利益才去謙卑聆聽,也不為了升職加薪才去奮不顧身。眼前浮現的,是一個孫逸仙先生願景的「大同社會」。

真正的民主遠不只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文化和精神。所以,港人不單要革其制度,更要改其文化,創其社會。先有文化上的覺醒進步,再有個人的獨立個性,然後是人人之間的平等和同情心,若能堅持下去,則一個文明社會的「浴火重生」為期不遠。

引用「五四」先驅羅家倫先生的三個「五四」精神作結:「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我輩應帶著這三個精神上路,一路前行,一邊回望那段「五四」前塵。

木子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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