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佔領人心，沒心情炒股了。恒指跌了一輪，現在又上上落落，反而美股好像一直瀉下去，我也懶理。打開報章，人人說見好就收，叫你撤。相反，打開Facebook，佔領行動戰意仍然極濃。信邊個？
何解網上網外有差別？報紙佬叫人撤，與陳日君叫人撤，理由不同，但位置一樣，都是塘邊鶴，他們都不是帶著眼罩口罩的年青人，不理解佔領者。不過，別以為佔領者是非理性，他們其實是非常理性。
幾十年前我讀經濟學時，老師介紹過一本用經濟理性解釋集體行動的書，作者是Mancur Olson，書名叫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Olson說，如果理性人只是孤立的個體，追求自己利益，計過算過，沒有人會參與集體行動，因為與其親身參與，身水身汗，又要擔心警察鎮壓，倒不如讓人去爭取「大圍野」，自己坐享其成，做個free rider。但是，如果人人也是這樣，便不會有集體行動，連示威都不會有，更何況是革命。但現實上又有人組織及參與集體行動，為甚麼？
Olson提出了一個答案：因為參與者有selective incentives，即是只有局中人才會有的誘因。例如組織者滿足自己當領導的慾望，參與者獲取同志感覺，又或者冒險與衝擊當權者的過癮感覺，以及可能成功爭取的一些東西的滿足。總之就是一些日常上班上學獲取不了的，同時，也不是「真普選」那樣遙遠的運動目標。一般來說，愈參與得深，愈有滿足感，超越了暫時不上學不上班的成本，人便會繼續理性投入參與。至於局外人，通常是無法分享這些誘因的，反而覺得這些人很傻。
香港街頭的佔領者，肯定有大量selective incentives，這是香港歷史上沒發生過的長期佔領，相當新鮮的經驗。想勸退他們的人，請先去研究一下他們的incentive structure。我猜應該很複雜，可以寫幾篇論文，我沒有這個能力，這裡隨便講幾點。
1. 陰差陽錯，「支持及保護學生」的口號，加上警察的催淚彈，讓佔領者開始佔領。而警方的動作靜下來後（這幾天好像又動起來了），佔領者漸漸形成自己的行動模式，也形成自己的incentive structure。
2. 有些人說，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但他們也知道，不要說「真普選」，就算是人大常委撤回框架，也近乎不可能。但是，who cares?，誘因來自佔領行動本身，而不是這個遠大目標。有人認為，自己是爭取談判及談判的籌碼，他們樂於扮演這個角色，這也是他們在衝突矛盾之中的自我定位，當籌碼本身是很意思的。只要政府沒談判，沒有談判成果，他們還是會留守。
3. 當然，佔領行動不是沒有風險與成本的。最大風險是鎮壓，成本是不上班沒薪水、阿媽阿爸壓力、沒有休息玩樂等等。不過，多次狼來了後，大家也覺得不會有六四式鎮壓，最多也是催淚彈，警察搬橡膠子彈出來嚇人，還未發過，風險的確少了。而這次自發沒組織的行動，也讓成本減少，佔領者來幾天，回去上班再來，或者白天上班，晚上留守，只要有數十及數百人仍然佔領，過半天或幾天再回來也行；現場有吃有喝，有朋友有藝術有娛樂，搞不好比平日更豐富。
4. 反佔中人士的衝擊的確增加風險與成本，例如掃場、打穿頭、給人問候老母等等，不過，反過來，這些敵人讓留守更有意義，更有滿足感。示威者本來就是在行動中追求矛盾衝突的，本來就是以一個無權無勢者身份親身對抗強權，如果現場甚麼也沒發生，反而令誘因減少。同時，反佔中者的暴力又沒有大到把他們完全趕走，這種滋擾卻提供了更多誘因，製造一些危機感。旺角被反佔中者包圍後，引來更多人反包圍，就是一個明證。
5. 自發沒組織，所以每一個個體沒有聽從領導的責任，亦沒有違反領導指令的成本（被逐出會、被排擠等等）。同時，既然自己不是領導，也沒有領導要面對的成本，例如不知如何向「公眾」交待，與其他政治精英的關係，以及公眾形象等等。泛民被人評為「走完就散水」，是因為他們的incentive structures根本與佔領者不同。
6. 我沒有做研究，但selective incentives在留守者心目中應該是很大的，其實如何量化呢？我想Olson也沒有辦法。不過，真的是很selective，甚至是exclusive的。這亦解釋了為何留守者好像不太受外圍反佔中人士及輿論的影響，要影響他們的行動及想法，也需要很長時間。既然他們不是領導，公眾壓力便會低很多。你可以想像，李卓人如果被工人及小商戶在街上持續罵幾天，他必定受不了，要讓路了。
佔領留守的selective incentives維持下去不難，但沒有進展，有被拖垮的可能。Selective incentives不是不會變，隨著遊戲的改變，亦會變化。警察常說用最低武力，其實，他們可以在最低民意反彈下清場的。既然佔領者強調和平不反抗，警察可以逐一抬走逮捕，平日早上清場，加起來最多幾百一千人左右。警察不這樣做，可能是因為怕遊戲一變，執法及司法機構會癱瘓，我也不知差佬能處理多少人。或有太多不確定因素，政府內沒有人想「孭鑊」，就讓運動自己倒下吧。不過，警察若決心如此清場，留守的誘因一時之間便會變了，打破了原來的incentive structures，被捕後佔領者不再是佔領者，要面對一堆新問題。即使放出來後要回到現場，也要重新佔馬路，重新衝擊警察防線，又是一番新的成本效益計算了。此役似乎證明，梁振英是個官僚，多於一個政治強人。
當然，能改變或打破incentive structure的不只是警察與政府，學聯及學民思潮似乎也有點能力。他們既然半意外地發動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亦應該有能力發動了一場incentive structure不同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