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雨傘革命」發展至今，很多人拋棄了以往對社運實效的冷嘲熱諷。面對強權的冷漠，他們明白實際行動對捍衛核心價值的重要性。公民社會的發展邁進了一大步，但人與人之間產生的不信任實在令人擔憂。在激烈的輿論戰和兩代人的鴻溝下，人們彼此之間的互信在雨傘下慢慢流走。
歷史的陰霾下，上一輩大多忌談政治，祟尚「穩定繁榮」。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不少人乘勢建立名利，生活大致安穩。他們的成功進一步確立固有的思想，認為不同的環境下都應能屈能伸。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努力賺錢為首要，多數人較少思考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從身邊的朋友所知，他們的家人因學運問題爭拗不斷，往往「口同鼻拗」，立場開始站不住腳的時候，就批評後輩人生閱歷不足，甚至目無尊長。（我是較為幸運的，父母的立場經過以往的討論慢慢改變，愈來愈支持和尊重我的看法。）長輩不信任後輩有獨立分析的能力，後輩則對長輩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仍然堅持己見，「一言堂」般責罵，感到極為失望和無奈。
我留意到一些真心「反佔中」的人，面對大量關於學運的理念和精神，或政府黑暗面的資訊，他們大多抱著懷疑和批判的心態。這時候，他們除了接收主流傳媒的資訊外，還會瀏覽一些志同道合的專頁，尋找一些慰藉，以証明「唯我獨醒」的判斷。他們普遍以「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姿態，慨嘆學生入世未深，對民主熱切的渴求就是中了政客和外國勢力設下的迷幻藥。為加強論述，有人會拋下一些民主政制的弊端和外國例子，將香港的管治問題歸咎於回歸後的民主化。即使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如一些暴力和非禮行為，他們亦不難在一些專頁上找到內心解脫。他們傾向認同學生犯法和「阻人搵食」在先，無可避免要承受一切後果，當作教訓。這些專頁還會提供相反「證據」，技倆不外乎指出示威者挑釁在先，或塑造施暴者為因佔領而受害的悲情人物，讓信徒明白這些行為實在迫不得意。這樣，他們就無需接受自己正正活在一個不仁不義的政權下，在溫水中慢慢喪失自由、法治和公義等核心價值。
另一方面，參與佔領的人士長期處於警覺不安的狀態下抗爭。學運初期，就已經有「有心人」潛入人群中，意圖製造混亂或發放假消息，令示威者對身旁的人都嚴加提防，對接收到的消息半信半疑。在政總外，警方假借換更及運送食物為由，利用示威者的惻隱之心，眾目睽睽下運載武器。此後，即使救護車駛入示威區，示威者也要檢查後才放行，免得再被欺騙。在旺角的暴徒清場事件，警察不但袖手旁觀，還假意拘捕使用暴力的「反佔中」人士，然後暗地放行。政府與學聯商討對話的安排，最後突然拒絕見面，反責怪學聯動搖談話基礎，令佔領運動仍處於膠著狀態。種種的謊言和執法不公，令示威群眾對政府完全失去信任，自然更熱衷於不同形式的抗爭。掌權者則視之為挑戰主權，斷定示威者想得寸進尺，因而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彼此之間難以在現行政制下重新建立互信，抗爭、打壓似乎沒完沒了。
今次學運發展成自發性的群眾運動，在沒有領袖或團體能掌控大局的情況下，內部矛盾和猜忌瀕生。近年來「騎劫」一詞在群眾運動中十分常見，反映公民社會仍未成熟。部份人不但對民意未能在現行政制下反映感到失望，還對政黨和議員存在不信任，認為他們未能代表自己之餘，只在不同議題上「爭光環」。在執政者對運動的分化和警方激起的民憤下，示威陣營內部也產生一定程度的猜忌。例如「佔中三子」在政總啟動佔中，隨即被批評為騎劫學運，甚至是消耗學生意志的「無間道」。學聯提出以公民廣場換取金鐘道，部份人不滿「被代表」，更質疑學生領袖的居心。兩大校長到場鼓勵學生，亦有人擔心這是政府安排的技倆。可見示威群眾人心惶惶，對政權充滿猜忌，害怕被政客和群眾領袖出賣。
然而，示威者表達對群眾運動持不同意見，質疑領袖和其他人的主張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正因掌權者以不同形式去抹黑運動，掀起激烈的輿論戰，從而撕裂社會。佔領人士認為反佔領者只顧眼前私利，反佔人士則認為佔領者犧牲了他人去滿足自己對民主的慾望。雙方漸漸無視來自對方的資訊和意見，更難求同存異。民主是接納多元化的意見，我不認為只要支持佔領的就是正義之師。但當權者帶頭摧毀公義和人文精神，難道不認同學運的理念就要盲目擁護政權嗎？社會兩極化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是局勢發展下去令人擔心的後果。從政者將錯事不斷包裝，言之鑿鑿地發佈謬論，奇怪邏輯層出不窮，實在叫人哭笑不得。更甚的是，掌權的、執法的、監察政府的、做傳媒的、受聘「愛護」香港的互相合作，針對運動隱善揚惡，為的只是鞏固一個不公不義的政權。在扭曲的資訊主導下，人們怎能建立互信？
歷史告訴我們，當群眾開始醒覺社會不公，懂得沉著氣反抗，不為一己私利，力爭公義的時候，當權政府倒台指日可待。代價可大可小，視乎當權者的道德水平。政見不同，可以彼此體諒和協商。（諷刺的是，當不少研究政制的學者嘗試提出一些較為中庸之道的方案都不被接納，他們還可以怎樣教導學生與這個政權協商？）明知自己支持的一方有不妥，亦盲目擁護，不作提醒，是不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仍強調中立，是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