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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從「建制工會」騎劫看佔中後的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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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大公報引述工聯會屬會,由立法會議員(功能組別-勞工界)、註冊社工鄧家彪擔任主席的「香港社工及福利員工會」的聲明指,工會「呼籲屬下一萬九千多名位社工和數萬名業者堅守崗位,為弱勢社群和受情緒困擾的市民提供服務。」翻查報導,在警察使用武力清埸翌日,即九月三十日該工會發出相關聲明不建議社工罷工。

首先,根據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2013的資料顯示,該工會(1257)的申報會員人數為63人。而根據社工註冊局的資料顯示,截止2014年10月,香港的總註冊社工人數為19,253人。若報導「屬實」,則已誤導讀者,認為只有63人登記的工會可以代表「屬下」一萬九千多名註冊i社工,即本港超過90%的註冊社工都是該工會會員。若非如此,如大公報誤會了該聲明的字眼,何以直至十月二十六日,亦未見該工會就大公報的報導如實澄清,實在令人汗顏。

而作為註冊社工,即該會主席鄧家彪先生,對此事理應責無旁貸,作為社會工作者應該主動向有關報章指出錯誤的資訊,而非像特首一樣,透過網上的社交媒體交代。我認為是其是、非其非是社會工作者的重要素質,如該工會主席欠缺以上的特質,除了予人「刻意騎劫」大部份社工的錯覺之外,也讓這個毫不代表大多數社會工作者的工會更加形跡可疑,懷疑其價值觀及取態。

而事實上,在佔中運動發生以後,社會工作在社會的角色已經暗地掀起波浪。

首先,工聯會屬下的「香港社工及福利員工會」發聲明反對同工罷工。在警方清場時對集會人士使用催淚彈(名為催淚煙)及胡椒噴霧之際,工會竟然意圖把社工對暴力零容忍的立場與為受影響的情緒提供情緒支援服務混為一談,實在令人遺憾。

作為社會工作者,甚至作為一名社工學生,都很清楚需要把服務對象的福祉放於首位,也深信專業的同工和社福機構,在考慮罷工行動的同時,也深切考慮到對服務的影響而作出人手調整,而罷工的原因,是社工對於暴力清場的憤慨,而非旨在影響服務使用者;所以該工會實在無須擔心罷工影響服務,反之看到社會出現暴力的時候,又豈能無動於衷呢?

此外,在佔中發生之後,特首主動承認政府在青年工作中有未完善的地方,未來將要大力推動青年工作,同時要用「教育」推廣基本法。早在回歸以前,當年香港的青年工作被視為重要的社會控制工具,以減低青少年對於反社會的負面情緒,維持社會的穩定。把香港的社會問題,歸咎於青少年是動亂份子。回歸十七年,時任特首的梁振英仍然意圖把佔中的政治問題歸咎於青年工作的維持穩定工夫不足,卻為自己未能在香港實現民主真普選、經濟以外的民生工作開脫。

是次佔中揭示的,不單單是香港年青一代對民主和真普選的追求,同時顯露了社會在房屋、教育、經濟和向上流動等議題上的失責。由於政府施政欠佳,導致不少青少年都寄望在獲得真普選和民主的社會之後,可以改變香港現時的政治亂局和處境,減少政策向商界傾斜以及改變社會無力監察政府的現實。相反在是次的運動,特首不只未有「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反之讓運動成為治安議題,推動警民衝突。

在不少警民衝突和武力對待集會人士之後,數以百計的社會工作者抵達灣仔警察總部行使報警的權利,舉報罪案或預防罪案發生乃公民的責任和權利,卻被警方肆意改路,做成社工圍堵警察總部的假象。就這件事,不只一次聽到有輿論認為社工在這件事上向警方施壓、甚至不應該報案,應該大事化少、少事化無,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市民的情緒,而非「非理性」地組織報案行動。

又有言論指社會工作者應該在佔中立場表現中立,理性,不應該參與犯法行為。同時,有親政府的言論更質疑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及各大院校的學生參與佔中,是顯示了香港繼教育和傳媒而外,社工的淪陷,有院校更看似推波助瀾,搧動學生以爭取民主為名,實推動佔領、破壞和影響經濟的活動。

作為一名社工學生,我特意翻查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中有關「工作守則」的部份,看看社會工作者在這個運動上,可以有甚麼的角色和角度。除了「擺街站」支持警方清埸和執法之外,還有甚麼是該工會給我們的反面教材。

根據「守則」,在第一部分-基本價值觀及信念中指出:
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
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
社工相信任何社會都應為其公民謀取最大的福祉;以及
幫助社會大眾預防及減少困境與痛苦。

而在第二部分-原則及實務中與社會有關一章中又指出:
當政府、社團或機構的政策、程序或活動導致或構成任何人士陷入困境及痛苦,又或是妨礙困境及痛苦的解除時,社工認同有需要喚起決策者或公眾人士對這些情況的關注。
社工認同有需要鼓勵社會大眾在知情的情況下參與制訂和改善社會政策和制度。

據本人理解,是次佔中運動,正正是社會工作者需要處理的社會問題、並需要推動因社會不民主而出現的不公平處境,而阻礙社會的每一分子可以獲得社會的保障和福祉。而在一個不公義、不民主以及未能有效監察政府或促使政府向人民負責的情況下,將令社會大眾陷入困境與痛苦之中。再加上政府施政失效,導致民主以外相關的民生、房屋以及經濟問題,都直接影響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所以社工最基本可以做的,是讓服務對象看到時下制度對他們的影響。

所以本人認為,社會工作者在這個運動的角色,或者在香港的社會工作中,情緒支援是重要,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有甚麼角色呢?我們是否不應再甘於扮演維持社會表面穩定的角色。是因為從學習或不少同工的分享都感受到,一時的情緒輔導或抒緩,只能止一時之痛,但對不少服務使用者的處境和需要,根本沒有作出結構性的改變。而社工由二千年以來,都應該感受到社會制度繼續維持不變,服務對象將仍然面對生活的困境。

由此可見,社會工作在佔中運動開始以後,應該開始覺醒,時刻警醒自己不再甘於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工具,而應務實和直接地與服務對象探討他們的公民權利、社會參與和話語權等公民概念,同時讓他們意識到社會不公義環境對他們的影響,了解社會制度對他們自身處境的剝削。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運動,推動服務對象成為更積極的公民,倡導他們就政府發表意見,讓他們明白爭取民主政制與他們息息相關。

我在這個運動中,看到不少院校的社工同窗都用不同的方法,擺脫「維穩」的陰影,作為一個學生、一個準社工,理應比現職同工更少包袱和考慮。再加上社會有不同的聲音都寄望年青一代和學生能推動整體的社會改變。作為社工學生一員,更期許所有的同窗,都能好好裝備自己,無論在實習或未來就業的路上,都繼續堅守信念、莫忘初衷從學院和社工價值而來的信念,讓政府明白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自從河蟹社工、市區重建局用社工作為收樓的代理人、甚至用社工壓止社會問題和負面情緒,已經令不少社會工作者「無肉一身腥」、維穩味濃。再加上早前發動大學的社工老師勸籲學生離開集會,已經讓社工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予人離地九丈遠之感。長此下去,社工行業可以提早達成目標,不是社會不需要社工,而是社會不再相信社工。

雖然,近日政府應該只懂著眼於清場與否的討論之中,但不得不強調除此之外,政府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和工作,去實際地改善香港的民主和民生。誠如上文提及,是次佔中引爆的,不只是市民對民主的渴求和對政府就此事件處理手法的不滿,更加把潛藏的施政盲點和政策問題一次過浮面。此時此刻,政府需要痛定思痛,別再妄想用一些虛有其表的工會以及輿論來虛應市民和社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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