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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意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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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無聲者的抗命

無聲者的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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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佔中手語新聞啟動

我希望我是「譯者」 而不僅是「傳譯員」

情形就像「舞蹈員」和「舞者」的分別一樣。我們除了處理語言轉換的技術操作外,還好像加了一點點靈魂,是能反思自己穿梭於兩個文化中的優勢與限制,也是願意觀照傳譯工作帶來的美好和灰沉的人。

手語譯者,不是什麼尋常的職業。我們幾乎從沒在公共空間站出來,說過什麼話。有時,我們在電視右下角的圓框內孤獨地雙手在空中揮舞,有時,我們在某些聾人政策論壇,會議上出現,默默工作,默默離去。對於我的工作的種種,或許是出於一種自傲(嘿,怎能三言兩語就解釋清楚呢?),我一直三緘其口。但其實,要讓人明白你的思考,除非你願意主動去說,別人是沒有這個責任的。

在這「公民抗命」這事兒上,正正是好例子。我曾問自己,究竟我是「因為有聾人朋友前往抗命,所以我才去」,還是相反的「我去抗命,又碰巧有聾人朋友一起去,那就順便義務翻個譯吧」。哪一個才是?我反覆檢視自己之後,認為是後者,所以,在整件事上,我仍會自稱為「抗命者」第一,「譯者」才是第二。但事情往後發展,跟其他一起抗命的譯者碰撞想法後,發現每個人想的都有點不一樣,事情就變得不那麼簡單了。甚而,「抗命」與「傳譯」,在原則上根本是南轅北轍的東西。你怎樣帶強烈的正義感與是非感,去進行看上去很需要「中立」、「客觀」的譯者工作呢?

渡過了佔領的第一周,我已大大感到,一邊抗命一邊傳譯,就好像同時在空中拋幾個小皮球。而從混沌中,總能看出美麗來。

聾人朋友遇上催淚彈

9月28日,「佔中啟動」的消息傳出,戴耀廷力竭聲嘶的聲音被電視播放多次,都還沒累。

那天下午,我本是獨個兒跑到金鐘去的。看滿山滿海的人群,我心中很自然的對平常相熟的聾人朋友記掛起來。我取出電話,向聾人朋友發了視像信息:「請大家來。」我用手語說。這一道邀請,究竟是出於正義感,覺得有責任呼朋喚友,還是單單出於孤獨,我已無從判斷。但回想起,這個信息大概是關鍵的,因看到那個信息,有兩位聾人朋友回應了,一小時內,她倆就出現在我跟前,然後慢慢地,其他聾人朋友也逐一出現了,也有同是當譯者的朋友一起來。最後,那個傍晚,我們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一起抗命,有多少是因為我那「呼喚」,我也不知道了。

在具體的操作上,我是這樣去傳譯的:人們喊口號,我就先作忠實的即時傳譯,用手語跟身旁的聾人朋友表達出來,故此他們會知道身邊一大堆神色激動的人群在叫喊什麼,照顧好聾人朋友這一邊後,我自己轉頭也加入激動的喊一段。直至換了別的口號,我又忠實傳譯,然後又激動喊叫,如是往來。要是有什麼信息發布了,聾人朋友自然也緊張的問:那人嘴巴在動,是在說什麼?是這樣運作的。

那天抗命,我們作為譯者,所帶來的微小貢獻,就是用手語傳達「有人在喊叫,要傘子」、「黃色的帳篷是急救站」、「叫口號了,大家齊喊我要公民提名」,除此以外,手語譯者和聾人就像朋友,安安份份地在路中央參與,彼此揮同樣的熱汗,需要輕鬆一刻時,也會互道一個笑話。

第一顆催淚彈發放時,我們剛好就在附近,除了沒命地往外跑,其實也沒什麼好說,沒有什麼感受可言的。我記得,我在人群中慌亂地跟聾人朋友說:「拜託,別再拍照,要逃啦!」事後,聽到別的抗命者惱火批評,我才恍然大悟:啊對,那種鎮壓真是有點卑鄙,可是對毫無抗爭經驗的我來說,你用催淚彈還是橡膠子彈,我都是這樣往外跑避的,至於其「可恥」的程度,我已不懂分辨了。

可是經過這樣一爆之後,大家都有點慌張。這一刻,「走或留」?我為難地想。我向聾人朋友(大家逃命時走散了,之後又才逐個找回)直接說,另一端在家中的母親,憂心如焚,且,這才是第一天的抗命,實在不知這事兒還要做多久,「留力」,我心中是想回家的。

這樣理直氣壯地想之餘,心中卻無由地、為我所「離棄」了的聾人朋友,大大的內疚,一整晚盤繞我心,都無法解釋得自己明白。

這種「譯者的重責」和「朋友的鬆爽」之間的模糊分野,就是在這一刻突顯出來的。

狠心跟聾人朋友道別,坐上回家的巴士,但還在跟仍留守的譯者朋友傳信息,她近乎吶喊的語氣躍現熒幕:「聾人不走,我是不會走的!」我看到了,巴不得下車飛回大家身邊去。

過了一刻,什麼東西又進佔了我腦袋,我想到的是,咦,隨「手語譯者必須留在聾人身旁」這個想法漸大,「那麼抗命呢?」這個目的好像要努力地揮動,要來佔一位置。我強裝冷靜地回了譯者朋友一道短短的信息:「也要支持學生哦」。

結果,那位譯者朋友,就這麼一直留守在聾人朋友旁,直至清晨。

譯者自助群組

這樣嚕哩八囌的描劃了那麼多,重點只是:朋友有其要管的事,專業譯者有其要管的事,抗命的普通市民,也有其幹的事,何時要幹什麼,不幹什麼,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說得個清楚。主要是,當需要如實傳譯時,別給激烈的情緒蓋過,危險真正發生時,別裝中立,必須意提醒身邊人,感到自己付出過了限時,別給專業譯者的重責絆,要讓自己全身而退。譯者就是在這樣多重責任下工作的。

出來抗命的聾人朋友漸增,我開始留意到一件小事──聾人朋友,不是像一般人,隨意在抗爭地點找個空間,就坐下來的,他們開始傾向往「有手語譯者存在的地點」聚集。今天下午,我本一個人跑到旺角佔領區,坐了一會後,有一張熟悉的臉孔跟我打招呼,然後不知不覺地,竟多了七八位聾人朋友圍在我身旁,看我翻譯大台講者的話。在WhatsApp群組,原來大家都在問:「有傳譯員嗎?」、「你在哪裏?」如此的問題,此起彼落。我自己雖是譯者,但從不敢貿然說「有聾人朋友,就需要手語譯者,一分鐘也不能少」這種傲氣的話。抗命,至少我本來就是這樣以為的:就是一群信念相同的人,為正義的理由,在馬路中心一聲不響地坐下來。但捱過了催淚彈,有人不斷的在咪高峰喊話,大量信息從不休止地通過聲音發送,使我也漸漸也確定了「嗯,譯者在這次抗命中還是頗重要的」這個想法。

催淚彈發過後,社會大大地受了驚嚇。懷擔憂,我在WhatsApp開了一個群組,名為「傳譯員抗爭協調隊」,成員全是手語譯者。我在開首第一道信息,是告訴隊員,這兩難的、矛盾的目標:「我們要1)盡量確保抗爭的聾人有足夠的譯者支援,2)保護譯者,別讓譯者背負壓力。」聾人朋友,一直在傳統中被定義為「弱勢社群」的一員,平常得到社會注目的機會不多。我的擔憂,正正是譯者把血肉之軀押上這抗命的道路,與聾人朋友共同進退的同時,忘掉了自身。在譯者之間,縱然大家都沒宣之於口,但在言談間,似乎都感到強烈的能量:「這抗命需要手語譯者,這是絕絕對對不能鬆懈的!」佔領似乎才剛剛開始,一直得守下去。聾人朋友有的早上來,有的下了班來,更有些通宵留守,譯者得24小時準備服務,那可真是沉重的負擔,可不是隨隨便便地一腔熱血,仆心仆命能成就的事。成立群組,在那麼一個虛擬的空間中,有了「譯者」的存在,譯者們有機會檢視自身,協商留守時間和地點:「我今晚去旺角,可通宵」「那我去金鐘了,午夜前得回家,有人來接力嗎?」「銅鑼灣這邊有3個聾人,有譯者在附近麼?」。這種簡短而有效對話,很自然就在WhatsApp發生。大家都慢慢能放心地有進有退,各安其位,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付出。

說白了,是我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能貢獻的也有限。從昨天到現在,在金鐘、旺角,抗命的聾人朋友都在找手語譯者,我心中的那股一觸即發的聲音:「老天我也怕被打啊」、「我有時也想回家啊」、「我必須走了,那怎辦」之類的混合感受,稍稍把我淹沒了,我只是在努力地找一個通往光明的缺口而已。

作者簡介﹕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畢業,主修現代語言及文化,因於同系的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始認識手語和聾人的生活狀。2011年,前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進修「聾人研究」碩士,著有《我的聾人朋友》一書,譯作《聾童如何學習》(牛津出版社)。現時是自由身手語譯者,努力參與香港聾人平權事務,積極學習如何當一個稱職的「同行者」。

(二之一)

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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