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佔領街頭演講台灣民主經驗，我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因為這兩朵花─這兩場大型學生運動，分別標誌著台灣民主轉型的兩個階段，而且可以說，後者正是為了彌補前一階段民主化遺留的問題。
1990年的三月野百合學運凝聚了此前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甚至象徵了民主化的臨門一腳。學生最主要的訴求是國會全面改選，這個從七零年代初開始被提出的改革主張一直是反對運動的核心目標，因為其不但既具有民主化意涵，也意味著本土化與省籍政治平等。第二個訴求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則是既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也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定位。第三個訴求實行政經改革時間表，代表學生希望在政治改革方案外，也呼籲經濟與社會改革，雖然這在當時是比較虛的。召開國是會議則是一個對改革的程序性要求。
萬年國會和臨時條款都在第二年就廢除，接下來幾年當然還有其他民主化工程，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和總統直選，但台灣確實在幾年內建立起了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
（如同香港透過佔領運動來爭取真普選，台灣也經歷過類似但已被許多人遺忘的過程：1992年反對運動佔領台北車站周圍道路，爭取總統直選，四天之後被清場。彼時還在大學的我也在街上，警察在清場時暴力對待抗議者包括學生，我們次日還去警政署抗議。）
然而，台灣新民主的虛弱與不足也在這個民主逐漸鞏固時──鞏固指的是相關行為都接受民主規則，但這也同時代表既有利益和權力的鞏固化──逐漸暴露出來：
其一、民主的空洞化。台灣的新公民更習慣做選民而非真正的公民，尤其民主化/本土化過程中民眾對藍綠政黨的強烈認同與情感，以致於我們未能更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監督政客，讓他們越來越傲慢，不斷靠政治幻術來欺瞞與操控選民。
其二、政治民主化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與經濟改革（雖然多了若干福利政策），反而淪為金權民主，讓富人和財團在政治場域中有更大影響力，並更進一步惡化社會不平等。
其三、從第一次總統選舉，北京就試圖成為一個台灣民主的外在干預者。過去幾年雖然少提武力威脅，但改以各種滲透與經濟操控，構成所謂「中國因素」（我覺得說「北京因素」更恰當，因為中國因素指涉太廣泛，而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正是北京決策者的意圖與行動。）
這三個台灣民主的貧困，恰恰是太陽花運動的社會根源：對既有民主的不滿，對於社會經濟現實的不爽，對於中國/北京因素的不安。
問題是，如果太陽花取代野百合為我們構築新的政治想像，那麼太陽花之後，到底這個想像可以實現多少？
我曾寫過，在太陽花運動中誕生新一代的批判性公民，但這些新公民真能改變了台灣既有的腐臭政治？至今半年，目前似乎沒有出現打破既有藍綠格局的新政治論述，但另方面，確實有不少實際的青年重新介入政治的行動，包括年底選舉的青年參政，以及公民組合近來推動青年返鄉投票。
就抵抗北京因素來說，佔領之後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警醒增加，但焦慮也更增加，近來包括淡江陸生選學生會長、以及中生健保問題又成為爭議。顯然，對於「北京/中國因素」在台灣我們需要更多理解與對話，而不是只有擔憂和排斥。
太陽花運動最薄弱的部分是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議程。過去幾年，新世代對於社會不平等的抗議之聲越來越大，以致民進黨在2012年以「公平正義」作為總統競選主軸來爭取選民認同。太陽花運動在初始的論述也提及不平等的問題，但不論在運動之中或之後卻沒有深化。
建構台灣新民主想像，還有許多花要開。
（註：近來關於太陽花運動的紀錄片「太陽不遠」開始放映，在運動中非常突出的的新聞e論壇也出版新書「街頭守門人」，都值得我們重新回首檢視這場運動的意義與影響。）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