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佔領運動中，人們提起一部1970年的老電影「草莓宣言」(Strawberry Statement)(港譯：烈火暴潮)。電影是根據同名小說所改編，內容是作者經歷過的1968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運動。
1968年，是全球青年如傳染病般染上反抗狂熱的一年，從巴黎、倫敦、柏林、布拉格到東京與墨西哥。在美國，1968年尤其是整個1960年代反抗運動的高潮，也是悲劇與黑暗交織的一年： 年輕人看著電視上越南血戰的畫面越來越噁心，反戰運動聲勢日大，以致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場外，學生和警察在大街上暴力衝突；而看著主張非暴力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關注貧窮和民權的羅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一整代人感到無比絕望與憤怒。於是從黑人民權運動到學生運動，主張暴力反抗的聲音越來越激湧。
那一年四月，哥大學生佔領大學建築。一方面因為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黑人的哈林區興建體育館，這不僅是占用貧窮黑人的公共空間，且他們計畫讓哈林區居民以不同門進入而更被視為是種族隔離；另方面則因為學校和美國國防部合作進行研究計畫，而被學生視為越戰的幫凶。學生在佔領的建築中，構築他們的烏托邦。數天後，他們在黑夜中被重裝警察暴力清場，成為美國六零年代學生運動最激烈的一頁。其中的幾名活躍份子甚至在之後成立「氣象人」(Weatherman)──一個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學運團體。
取自電影《草莓宣言》（Stuart Hagmann/美國/1970/35mm/Color/109分鐘）
「草莓宣言」的主角賽門原本對這些抗議運動毫無興趣，只喜歡體育。直到在他宿舍室友床上突然看到一名裸體女子，這個女孩積極參與學運，向賽門解釋他們抗爭的原因，並且說他們要佔領建築。
賽門其實宛如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的敘事者渡邊，對學校高掛的激昂標語和同學對抗爭的狂熱興趣不大。但為了泡妞，也出於對於抗議的好奇，他走進被學生佔領的校長室，被意外分配到食物小組與修理影印機，成為一個佔領者。最後，他也和其他數百名抗爭者一起在夜晚高唱Give Peace a Chance，並且被警察一邊毆打一邊拖出體育館。
知名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在1968年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且如同賽門，他也是從相對冷淡的青年意外地成為一名抗議者。在他四十年後的回憶文章中，他說「我是一個安靜的書獃子，只想掙扎著成為作家，沉浸在哥大的文學與哲學課程中。」「我只想讀我的書，寫我的詩，和在West End酒吧中和我的朋友喝酒。」（West End酒吧因為是四零年代末垮掉的一代詩人們如艾倫金斯堡、傑克凱魯亞克等廝混之處而成為一則傳奇）。
當學生開始舉辦抗議興建體育館的集會時，他去參與了，但是他去不是因為要抗議體育館，而是因為「我感到一種瘋狂（crazy），對於越南作為一種毒藥在我肺中蔓延的瘋狂，而我想許許多多在那個下午抗議的學生都同樣不是為了抗議興建體育館，而是要去發洩他們的瘋狂，要表達他們的憤怒。因為我們都是哥大學生，所以為何不向哥大丟石塊？」
站在人群中，聽著台上演講，隨著大家衝去體育館預定地，奧斯特也不知不覺地和身旁的群眾一起用力拆除體育館外的籬笆，並且在這些行動中得到滿足。他自問：「這個本來只想一生獨自坐在房中寫書的安靜男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之後，他也成為學校大樓的一名佔領者，成為構成六零年代反抗青年的面孔之一──或許，他會在午夜的被佔領走廊靜靜地讀他的詩與小說 。最後，他也被警察拉著頭髮拖出建築。但「我沒後悔，我很驕傲我為這個運動付出了我該做的事。瘋狂且驕傲。」他在回顧文章中說。
取自電影《草莓宣言》（Stuart Hagmann/美國/1970/35mm/Color/109分鐘）
學生們達成了他們兩個具體目標：學校停止和國防部合約，和停止興建體育館，但是沒有能阻止他們真正的憤怒之源：越戰。
「草莓宣言」這部小說和電影不只在於描繪了那個時代的青年激情，也讓人看見了運動中存在的虛無、荒誕與可笑。賽門想要追女孩，甚至也擔憂自己參與抗爭是否會影響前途，但他也痛恨那個時代人們的冷漠，希望他們能夠改變些什麼。人們因著不同原因走進抗議之浪，並可能以沒預期的狀況下被捲的更深，並自此或多或少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他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保羅奧斯特在2008年紐約時報寫下這篇回憶文章時，他六十一歲，是當代最知名的作家。經歷了四十年的時光，他說：「我的思想在那個火與血的一年之後，並沒有改變多少，並且當我現在獨自拿著筆坐在這個房間時，我知道我仍然是瘋狂的，也許比以前更瘋狂。」
原文刊在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