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於香港研究，「本土意識」和「城邦」兩詞不是甚麼新鮮事，早於三十多年前已見於學術文章，用於描述戰後一代年輕人的世界觀和心態。時為1981年，趙來發二十出頭，剛於港大社會科學學院畢業。他於該年以筆名「張月愛」，發表〈香港1841-1980〉一文於《學苑》第9、10期合刊，其後此文輯入《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一書（本文之引文頁數皆據此書）。
本文主旨非批判趙來發的歷史觀點，反而是希望以「本土意識」和「城邦」兩個主題，重新詮釋〈香港1841-1980〉一文所載之觀察和意見，從而審視三十年來「本土意識」此概念之轉向。
二
於趙來發筆下，自1841年開埠以來，迄二十世紀初，大部份香港居民都是大陸移民，或來做生意，或來找工作，很多人在香港賺夠錢便回鄉退休。據此而言，其時香港只不過是一工作場所，大部份居民的家鄉仍在中國大陸，所謂紮根本土的「香港人」尚未清晰呈現其形象，更談不上「本土意識」。對於殖民地政府而言，其關注事項惟香港轉口貿易、軍事防務和衛生狀況，三者都關系白人社區的安定繁榮。
不分種族，香港都不過是一個中轉站，白人華人都是來這裡淘金，不論成敗，終有一天總要離開。正如所有淘金窩，少有人會留戀此地，更不會長居下去，只會是「金在人在，金去人去」，不論主子還是居民，都抱持同一想法。此時香港尚未稱得上是擁有獨立身份和形象的「城邦」。
直至1920年代，方可見「本土意識」嶄露苗頭。首先香港華人精英階層成熟，向英人要求開放政權及公平對待，進一步要求其參政權利，其次因自二十世紀初香港工業起步，至20年代已養成一工人階級，敢於藉群眾運動，爭取工人褔利，如1921年（筆者按：應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對於1925年省港大罷工，趙君更有如下評價：
「在以前，香港祇不過是一個避亂、牟利、無根和烏合的社會，1925年是香港歷史上的另一個分水嶺，香港社會已經開始產生出自己的認同（identity），一個有機，多元化而以香港為中心的社群，已經出現。」（頁107）
我們亦可視之為對戰前「本土意識」萌芽之總結，但於此趙君不忘提醒我們，其時香港工人的群眾運動，「也不過是中國動亂的一個延續」（頁103），亦即作為中國其中一個政治活動中心。此時香港尚未晉身「城邦」之列，衍生獨立於中國的群眾運動，而所謂「本土意識」大概也不過是朦朧地為時人所察覺。
三
自1945年起，趙來發認為香港進入「城邦時代」，此乃始自港督楊慕琦之「發展香港人民自治計劃」，但此計劃未有付諸實行，香港亦並非自發成為城邦，反倒是迫於時勢。事緣1949年，共產黨正式統治中國，難民大批來港，港英政府為控制難民人數，展開人口登記，並發配香港身份證，從此區別「大陸難民」和「香港人」，『「香港身份證」成了香港人的認同證明』。（頁112）
接下來港英實行反共政策，對華禁運，除卻非法走私，香港與大陸經濟絕交，「自開埠一百年以來和中國內地的親密關系，從此完結，在深圳河兩岸的社會，以不同的步伐和方向，發展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頁115、7）至1971年，本土出生之居民已佔半數人口（頁121），其時居民手上一張香港身份證，代表的就是香港與中國社會之割裂，獨立而為一「城邦」，走自己的路。
趙君作為戰後一代，身處反共和禁運年代，與深圳河以北資訊隔絕，感覺中國大陸遙遠而陌生，「中國對年青一代而言，簡直是一個謎，他們祇知道香港是他們唯一的家」。（頁122）這批年輕人既以香港為家，相比昔日淘金客，對這城邦的政治不公和經濟剝削，亦更為敏感，如抗議天星小輪加價，釀成六六暴動。此外，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已能享受西方流行文化，諸如民歌、搖滾樂、舞會、樂隊，不一而足，表明已擺脫上一代的生活方式，突顯其於此城市土生土長。
中港之隔絕，令香港不得不成為「城邦」，年輕人亦自然而自地成為「香港人」，與「大陸人」成為相對概念。然而，他們雖然並不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仍「瀰漫著傷感而模糊的思鄉情懷」（頁127），「本土意識」尚未否定香港人於中國的根。
四
自與大陸隔絕以來，香港利用難民的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經濟得以急速發展，至八十年代社會整體生活水平已顯著提升，足以消費以億計金錢於服裝、食物和旅遊，與落後貧困的大陸形成鮮明對比，此對比通過傳媒和電視劇集，更深烙於普羅大眾的腦海當中。當趙君形容「大香港意識」，本質不外乎是富人「庸俗和近乎自大的優越感」，瞧不起大陸來的窮親戚（頁135）。
可是，隨經濟高速增長，除六十年代通脹陰影重現，對於新興中產階級，「最大的打擊還是暴升的租金和樓價，使買樓置業安居成為幻想，租金和樓價偏高加上利息提高，使生產成本增加，也使香港經濟受到不良影響。」（頁134）再者，於1981年， 「香港政府仍然是大公司管理方式，政府和大財團是老闆，市民仍是無權無勢的小職員和下屬。」（頁130）雖然老闆行「諮詢式政治」，但聽不聽進小職員意見是一回事，做不做更是另一回事。
此時，中產階級經歷政治覺醒，不能容忍「由上而下的傳統的殖民地統治」 ，針對上述社會民生之問題，爭取「開放和專業社會管理方式」（頁134），要由殖民地主子手中，奪回管治香港的權力，以香港人的身份參政。可見「本土意識」之呈現亦有賴中產階級的政治覺醒，以英國殖民地主子為對手，爭取自治，此實為全球去殖民地化風潮之一章。
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乃一種不著邊際的鄉土情懷。其自身並未發展為一種政治理論，更未有推動社會運動，而是通過「經濟繁榮」、「階級覺醒」和「去殖民地化」三者呈現。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察覺「本土意識」的出現，但絕不會想到鄉土之情會演變為政治理論，進而產生「本土運動」。現以幾句話歸結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我是香港人，有幾個錢納稅，又受過教育，當然有資格管治香港，英人應審時度勢，擇善而行。
若論政治及社會經濟問題，今日「本土意識」生成的土壤，大體與趙君當日其實大同小異，但其對「本土意識」之理解，卻與今日有著微妙卻關鍵之歧異處。
五
我還記得小時候對大陸和大陸人的觀感。
其時羅湖過境大橋尚未密封，關卡充斥著深圳河的臭味，出了關口就是亂七八糟的羅湖城，沒幾步就是一堆垃圾，乞丐之多比之今日更為嚴重。深圳人衣著十分老套，講的也是我不能理解的語言，那裡的文字看似熟悉但又大有不同。如是者我小時候對中國的印象就是髒亂吵的異域，想不明白為何香港要回歸這個遠為落後的國家。此時已經是1997年左右，這種心態大概就是趙君筆下「庸俗和近乎自大的優越感」，「本土意識」之呈現大概仍與十五年前差不多。
到了2001年，我從新聞和親友閒談得知莊豐源案，其時我甚至不知道莊豐源這個人，就只知道有一群大陸人要來香港搶我們的東西，那有不感到憤怒之理。原本「大陸人」與「香港人」的身份之別已是涇渭分明，但仍只是潛伏於香港人的心態，未有投射攻擊的對象。自此案始，「大陸人」再不是一個遙遠模糊的存在，特別於2003年開放自由行後十年間，更慢慢成為迫切可見的威脅。
趙君所論「大陸人」和「香港人」的觀念對立，於中港兩邊還相對隔絕時，只不過是一種普遍心態，但當大陸人真的來到香港，威脅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時，這種對立就演變為族群衝突。「本土意識」遂由不著邊際的鄉土之情，轉變為保衛香港人利益的中心思想：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大陸人要來香港搶資源，此乃越河犯界。但這僅為淺白單純的排外運動和自我保衛嗎？又不盡然，由此不盡然之處又即見八十年代「本土意識」與今日之殊異。
如果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還以中國大陸為遙遠家鄉，今日「本土意識」不單否定大陸為「中國」，甚至以香港為真正「中國」。
這五六年來，我們開始相信香港方為華夏正統的繼承者，深圳河以北淪為共黨統治，已屬化外之地。理論家們成功說服大眾，以為廣東話方為雅言正音，繁體字才是正宗中國文字，相反共和國通用的普通話為「胡語」，簡體字為「殘體字」，華變夷論於焉成立。尤有甚者，香港不單承傳華夏正統，自開埠以來，更久受歐美公民社會和文明秩序薰陶，市民習於奉公守法，遵守規則，絕不同於亂七八糟的大陸人。我們的過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關系，兩者歷史和文化淵源都南轅北轍，更應於現在和未來劃清界線。
如今，八十年代的社會經濟難關重現，政制問題依舊，但「本土意識」再不是虛無飄渺的感情，支持中產階級爭取「去殖民地化」，從而親手對治政經問題。2014年的「本土意識」已發展為一套獨立的政治理論，指導所謂「本土運動」，自身獨立於政經問題之外。其目標不只是保衛本土利益，更是保衛香港的中國文化傳統及歐美文明秩序，免於受大陸「蝗蟲」的蠶食和破壞。這套理論強調某一族群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字、歷史和文化，融合而為一獨特身份，進而為某一目標奮鬥，對抗某一敵人。
沒錯，本土政治理論的另一個名稱是香港民族主義。
六
三十多年前談香港民族主義，大家只會一笑置之，但當〈學苑〉2014年2月號再度談及「本土意識」時，趙來發的師弟妹已認真講到「民族自決」之可能。這再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事。香港民族主義已拋卻「族群」這一模糊不清的詞彙，甚至逐漸脫下「本土意識」的包裝，露出其本來面目。
按照一般理論推演，某一族群自其民族意識覺醒，便開始重構其歷史和文化，以證明該民族存在之合理，進而付諸行動，為自治以至獨立而戰。請記著，這只不過是理論，到底民族主義可以走到多遠，一為該民族的軍政權力，二為該民族的主觀願景。我們或者都同意，權力考量相比主觀願景，來得實際和重要。
我們要清楚明白，以香港的政軍權力大小，可行選項極為有限，有些選項更只會帶來毀滅。當一個心懷大志的人，卻面對前路極大危機或壓迫，可以有兩個路向。第一，他可以堅持理想，不顧自身力量，與敵人作殊死戰，誓要達最終目的為止，雖然結果大概是玉石俱焚；第二，他首先認清自身與敵人之力量差距，再評估自身條件與敵人弱點，以迫使敵人進行談判為目標，其間擇取方案之首要原則乃「可行與否」，而非「合乎理想」，方可有得益進步之可能。
「本土意識」由鄉土情懷變為民族主義，既然已不能回頭，也許，我們亟需的就是一點兒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