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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三十年來「本土意識」之轉向:讀趙來發〈香港1841-1980〉

三十年來「本土意識」之轉向:讀趙來發〈香港184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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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研究,「本土意識」和「城邦」兩詞不是甚麼新鮮事,早於三十多年前已見於學術文章,用於描述戰後一代年輕人的世界觀和心態。時為1981年,趙來發二十出頭,剛於港大社會科學學院畢業。他於該年以筆名「張月愛」,發表〈香港1841-1980〉一文於《學苑》第9、10期合刊,其後此文輯入《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一書(本文之引文頁數皆據此書)。

本文主旨非批判趙來發的歷史觀點,反而是希望以「本土意識」和「城邦」兩個主題,重新詮釋〈香港1841-1980〉一文所載之觀察和意見,從而審視三十年來「本土意識」此概念之轉向。

於趙來發筆下,自1841年開埠以來,迄二十世紀初,大部份香港居民都是大陸移民,或來做生意,或來找工作,很多人在香港賺夠錢便回鄉退休。據此而言,其時香港只不過是一工作場所,大部份居民的家鄉仍在中國大陸,所謂紮根本土的「香港人」尚未清晰呈現其形象,更談不上「本土意識」。對於殖民地政府而言,其關注事項惟香港轉口貿易、軍事防務和衛生狀況,三者都關系白人社區的安定繁榮。

不分種族,香港都不過是一個中轉站,白人華人都是來這裡淘金,不論成敗,終有一天總要離開。正如所有淘金窩,少有人會留戀此地,更不會長居下去,只會是「金在人在,金去人去」,不論主子還是居民,都抱持同一想法。此時香港尚未稱得上是擁有獨立身份和形象的「城邦」。

直至1920年代,方可見「本土意識」嶄露苗頭。首先香港華人精英階層成熟,向英人要求開放政權及公平對待,進一步要求其參政權利,其次因自二十世紀初香港工業起步,至20年代已養成一工人階級,敢於藉群眾運動,爭取工人褔利,如1921年(筆者按:應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對於1925年省港大罷工,趙君更有如下評價:

「在以前,香港祇不過是一個避亂、牟利、無根和烏合的社會,1925年是香港歷史上的另一個分水嶺,香港社會已經開始產生出自己的認同(identity),一個有機,多元化而以香港為中心的社群,已經出現。」(頁107)

我們亦可視之為對戰前「本土意識」萌芽之總結,但於此趙君不忘提醒我們,其時香港工人的群眾運動,「也不過是中國動亂的一個延續」(頁103),亦即作為中國其中一個政治活動中心。此時香港尚未晉身「城邦」之列,衍生獨立於中國的群眾運動,而所謂「本土意識」大概也不過是朦朧地為時人所察覺。

自1945年起,趙來發認為香港進入「城邦時代」,此乃始自港督楊慕琦之「發展香港人民自治計劃」,但此計劃未有付諸實行,香港亦並非自發成為城邦,反倒是迫於時勢。事緣1949年,共產黨正式統治中國,難民大批來港,港英政府為控制難民人數,展開人口登記,並發配香港身份證,從此區別「大陸難民」和「香港人」,『「香港身份證」成了香港人的認同證明』。(頁112)

接下來港英實行反共政策,對華禁運,除卻非法走私,香港與大陸經濟絕交,「自開埠一百年以來和中國內地的親密關系,從此完結,在深圳河兩岸的社會,以不同的步伐和方向,發展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頁115、7)至1971年,本土出生之居民已佔半數人口(頁121),其時居民手上一張香港身份證,代表的就是香港與中國社會之割裂,獨立而為一「城邦」,走自己的路。

趙君作為戰後一代,身處反共和禁運年代,與深圳河以北資訊隔絕,感覺中國大陸遙遠而陌生,「中國對年青一代而言,簡直是一個謎,他們祇知道香港是他們唯一的家」。(頁122)這批年輕人既以香港為家,相比昔日淘金客,對這城邦的政治不公和經濟剝削,亦更為敏感,如抗議天星小輪加價,釀成六六暴動。此外,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已能享受西方流行文化,諸如民歌、搖滾樂、舞會、樂隊,不一而足,表明已擺脫上一代的生活方式,突顯其於此城市土生土長。

中港之隔絕,令香港不得不成為「城邦」,年輕人亦自然而自地成為「香港人」,與「大陸人」成為相對概念。然而,他們雖然並不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仍「瀰漫著傷感而模糊的思鄉情懷」(頁127),「本土意識」尚未否定香港人於中國的根。

自與大陸隔絕以來,香港利用難民的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經濟得以急速發展,至八十年代社會整體生活水平已顯著提升,足以消費以億計金錢於服裝、食物和旅遊,與落後貧困的大陸形成鮮明對比,此對比通過傳媒和電視劇集,更深烙於普羅大眾的腦海當中。當趙君形容「大香港意識」,本質不外乎是富人「庸俗和近乎自大的優越感」,瞧不起大陸來的窮親戚(頁135)。

可是,隨經濟高速增長,除六十年代通脹陰影重現,對於新興中產階級,「最大的打擊還是暴升的租金和樓價,使買樓置業安居成為幻想,租金和樓價偏高加上利息提高,使生產成本增加,也使香港經濟受到不良影響。」(頁134)再者,於1981年, 「香港政府仍然是大公司管理方式,政府和大財團是老闆,市民仍是無權無勢的小職員和下屬。」(頁130)雖然老闆行「諮詢式政治」,但聽不聽進小職員意見是一回事,做不做更是另一回事。

此時,中產階級經歷政治覺醒,不能容忍「由上而下的傳統的殖民地統治」 ,針對上述社會民生之問題,爭取「開放和專業社會管理方式」(頁134),要由殖民地主子手中,奪回管治香港的權力,以香港人的身份參政。可見「本土意識」之呈現亦有賴中產階級的政治覺醒,以英國殖民地主子為對手,爭取自治,此實為全球去殖民地化風潮之一章。

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乃一種不著邊際的鄉土情懷。其自身並未發展為一種政治理論,更未有推動社會運動,而是通過「經濟繁榮」、「階級覺醒」和「去殖民地化」三者呈現。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察覺「本土意識」的出現,但絕不會想到鄉土之情會演變為政治理論,進而產生「本土運動」。現以幾句話歸結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我是香港人,有幾個錢納稅,又受過教育,當然有資格管治香港,英人應審時度勢,擇善而行。

若論政治及社會經濟問題,今日「本土意識」生成的土壤,大體與趙君當日其實大同小異,但其對「本土意識」之理解,卻與今日有著微妙卻關鍵之歧異處。

我還記得小時候對大陸和大陸人的觀感。

其時羅湖過境大橋尚未密封,關卡充斥著深圳河的臭味,出了關口就是亂七八糟的羅湖城,沒幾步就是一堆垃圾,乞丐之多比之今日更為嚴重。深圳人衣著十分老套,講的也是我不能理解的語言,那裡的文字看似熟悉但又大有不同。如是者我小時候對中國的印象就是髒亂吵的異域,想不明白為何香港要回歸這個遠為落後的國家。此時已經是1997年左右,這種心態大概就是趙君筆下「庸俗和近乎自大的優越感」,「本土意識」之呈現大概仍與十五年前差不多。

到了2001年,我從新聞和親友閒談得知莊豐源案,其時我甚至不知道莊豐源這個人,就只知道有一群大陸人要來香港搶我們的東西,那有不感到憤怒之理。原本「大陸人」與「香港人」的身份之別已是涇渭分明,但仍只是潛伏於香港人的心態,未有投射攻擊的對象。自此案始,「大陸人」再不是一個遙遠模糊的存在,特別於2003年開放自由行後十年間,更慢慢成為迫切可見的威脅。

趙君所論「大陸人」和「香港人」的觀念對立,於中港兩邊還相對隔絕時,只不過是一種普遍心態,但當大陸人真的來到香港,威脅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時,這種對立就演變為族群衝突。「本土意識」遂由不著邊際的鄉土之情,轉變為保衛香港人利益的中心思想: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大陸人要來香港搶資源,此乃越河犯界。但這僅為淺白單純的排外運動和自我保衛嗎?又不盡然,由此不盡然之處又即見八十年代「本土意識」與今日之殊異。

如果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還以中國大陸為遙遠家鄉,今日「本土意識」不單否定大陸為「中國」,甚至以香港為真正「中國」。

這五六年來,我們開始相信香港方為華夏正統的繼承者,深圳河以北淪為共黨統治,已屬化外之地。理論家們成功說服大眾,以為廣東話方為雅言正音,繁體字才是正宗中國文字,相反共和國通用的普通話為「胡語」,簡體字為「殘體字」,華變夷論於焉成立。尤有甚者,香港不單承傳華夏正統,自開埠以來,更久受歐美公民社會和文明秩序薰陶,市民習於奉公守法,遵守規則,絕不同於亂七八糟的大陸人。我們的過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關系,兩者歷史和文化淵源都南轅北轍,更應於現在和未來劃清界線。

如今,八十年代的社會經濟難關重現,政制問題依舊,但「本土意識」再不是虛無飄渺的感情,支持中產階級爭取「去殖民地化」,從而親手對治政經問題。2014年的「本土意識」已發展為一套獨立的政治理論,指導所謂「本土運動」,自身獨立於政經問題之外。其目標不只是保衛本土利益,更是保衛香港的中國文化傳統及歐美文明秩序,免於受大陸「蝗蟲」的蠶食和破壞。這套理論強調某一族群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字、歷史和文化,融合而為一獨特身份,進而為某一目標奮鬥,對抗某一敵人。

沒錯,本土政治理論的另一個名稱是香港民族主義。

三十多年前談香港民族主義,大家只會一笑置之,但當〈學苑〉2014年2月號再度談及「本土意識」時,趙來發的師弟妹已認真講到「民族自決」之可能。這再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事。香港民族主義已拋卻「族群」這一模糊不清的詞彙,甚至逐漸脫下「本土意識」的包裝,露出其本來面目。

按照一般理論推演,某一族群自其民族意識覺醒,便開始重構其歷史和文化,以證明該民族存在之合理,進而付諸行動,為自治以至獨立而戰。請記著,這只不過是理論,到底民族主義可以走到多遠,一為該民族的軍政權力,二為該民族的主觀願景。我們或者都同意,權力考量相比主觀願景,來得實際和重要。

我們要清楚明白,以香港的政軍權力大小,可行選項極為有限,有些選項更只會帶來毀滅。當一個心懷大志的人,卻面對前路極大危機或壓迫,可以有兩個路向。第一,他可以堅持理想,不顧自身力量,與敵人作殊死戰,誓要達最終目的為止,雖然結果大概是玉石俱焚;第二,他首先認清自身與敵人之力量差距,再評估自身條件與敵人弱點,以迫使敵人進行談判為目標,其間擇取方案之首要原則乃「可行與否」,而非「合乎理想」,方可有得益進步之可能。

「本土意識」由鄉土情懷變為民族主義,既然已不能回頭,也許,我們亟需的就是一點兒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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