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生活的第六個秋天了。
每年的十一月上旬， 雖然通常要為下期研究經費躊躇而忙得死去活來，可東西德統一、 柏林圍牆倒下的國慶紀念活動總帶來幾天額外的公眾假期。為着德國人高興之餘， 心裡屬於香港的那一塊卻不由自主地總覺戚戚然。 在德東的文化之都遊走着，呼吸著他們失而復得的自由氣息，在他們慶祝盛典的煙花雨下，踏着一地黃葉，想着那一九八九年的奇跡，發生在這裏而不在北京，我總是感到茫然、羨慕又妒忌。
這幾天德國傳媒都在鋪天蓋地報導柏林圍牆倒下二十五週年。電視上不斷重播二十五年前圍牆倒下前後的片段─據說二十五年前的那夜晚十一時許，圍牆倒下之前，因為聽到報導而湧至圍牆的人越來越多，在放行前膠着的幾小時裡，人群中的一個女人，向軍官哀求說：「就一小時就可以了，就一小時，我只想到那邊看看，我只想看看我姐姐居住的地方，我從來沒有機會看，就只是看看而已，就是看看而已……」在一切的權力鬥爭當中，佢（偽）共產，他極權，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生活就是生活，盼望的就是在自由國度裡的人眼中極其正常丶甚至卑微的東西。問題是，當社會上有一班人的利益大得把其他人最卑微的盼望也變得不可能，也就是東德人不惜一切也要爭取自由的原因丶也就是香港人，必須，不惜一切也要爭取真普選的原因。
說回德國。Mo生於一九七七年在東德與捷克接壤的邊境地區。由於他的父母皆是大學畢業生，在當時的共產政權下，他們的下一代，即是Mo和他的家姐，都沒可能讀大學。於是Mo的父母為了讓他和姐姐都在一個公平自由的國家長大，在Mo六歲的時候，舉家以政治難民的身分移民到西德去。一九八三年他們離開的時候，必須要下一個決定，就是一生也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根據當時的法例，東德人要到西德去，就是放棄了在東德的居住權，到死的那一天，都不許再回到自己出生長大、一直紮根的地方。狠下心腸淌着眼淚，Mo的爸媽離開了父母親朋、兄弟姊妹，帶着兩個小姊弟投奔自由去。當然那時誰也沒想過，六年之後圍牆倒下了。近年長居於法蘭克福市郊的兩老去年擺大壽，他們分佈在東西德的好友紛紛前去送上祝賀。席上與我毗鄰是Mo的叔叔，現已退休。風趣幽默的他年輕時曾經因為幾句批評政府的戲言而慘成階下囚，受了兩三年牢獄之苦。斜對面的是Mo爸媽的一個好友B，退休前是萊比錫大學藝術系教授，也是有名的雕塑家。生日會上他送上自製的幾件作品作為生日禮物，其中一份是去年出版丶他三十週年的回顧特集。書中有他的履歷，記錄了他的大事記，例如哪一年進大學，哪一年認識了他的太太， 哪一年創作了哪一個作品。其中一九八三年那一行，相比起他對其他事項的仔細描述，就只有簡單一句：「朋友遠去。」輕輕的一句，卻清楚道出了年輕藝術家當時以為與摯友至死不能再見面的絕望與痛苦。極權之下，連綿的圍牆分隔了多少的人情；埋葬在牆腳下的，是多少人身與心的自由丶血與淚；陪葬的，是無數的意志與理想。
我的同事兼新朋友J，在入學部負責核實每個國際入學申請。最近她因為極度關心香港雨傘運動的最新狀況，所以經常跟我聊天。一個黃昏我們在小酒館暢聚， 在東德出生及受教育丶大學修讀教育的她，嘴角經常帶著一絲微笑。飽讀詩書的她告訴我，原來她根本從來沒想過要教書。在共產政權下，由於他的父母都擁有博士銜頭，他們的家族被評為不屬無產階級。為着社會資源「公平分配亅，她這一代沒有入大學讀書的機會。即使要讀大學，也只能修讀教育，因為社會當時需要老師。J本來想讀藝術史，但因為「背景不乾淨」（這是套用一個內地朋友的說法），即便她願意修讀教育，當時也要先洗一年廁所，「洗乾淨背景」，才可以開始讀書。本來在其他人眼中只要透過公平競爭便能得到的在當時的共產政權下，有諸多扭曲的限制；而今天我們所說的公平，當時也有一個不同的演繹─像極今天香港政府對「普選」作出扭曲的定義。
想到東德人的勇氣， 看着那些白氣球在人群的歡呼聲中緩緩升上天空─蘇共解體，柏林圍牆倒下，東德人重獲自由，這是我們還未能從六四的迷惘與震怒定過神來之時，還未及擦乾為與民主、公義擦身而過那遺憾所流的眼淚之前，是德國人上個世紀公民抗命， 公民自決成功的一個經驗丶是世人的一個希望。二十五年， 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圍牆屹立的二十八年裏， 多少人眼睜睜看著它分隔開無數的家庭，困着無數的理想和創意， 卻未必有命看到它倒下的一天。二十五年前， 很多人以為東西德永遠也就是這樣了，連希望也快要失去， 朋友丶理想都揮手離去丶正要向命運下跪時，以為遙不可及的夢， 在大家都不肯放手的情況下，又卻在歷史上發生了。 這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希望，原來你以為不會看得到的， 有一天是會發生的。美好的世界，公義的世界，純潔的追求，就像《 易經》裏面說，只要動機純正，一定丶總有實現的一天。
勿忘初衷——雨傘運動爭取真普選走到今天，無論要以怎樣的形式繼續，大家都一定要堅持啊。好似係嗰套《至尊計狀元才》 入邊講過，只要大家有極強的共同念力，理想定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