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一個多星期前才說過對＜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言論感到憂心，這個星期就分別出現了衝擊立法會事件，以及拆大台和解散糾察的言論。
無論是拆大台也好，解散糾察隊也好，背後的理念都是希望爭取行動上的自由，而且只要移除了統一的聲音，即使採取較為激進的行動也可以避免有所障礙，既可以繼續號召逐漸失去耐性的佔領者一起加入，也沒有個人有足夠力量阻止他們。這無疑是佔領持續下去的其中一個可能方向，只是這就變得失去了民主的意義。民主選舉想當然如周保松所說其本身也是政治自由的一種體現，但它也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所實驗過的，最能有效維持這些普世價值的制度。既然每個人也會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就需要一個大家認同的制度去化解分歧，而民主制度的重點就在於讓每一個人都有均等的參與機會，故此個人即使反對得到的結果，也不得不承認這是社會的共識。既然我們是在爭取民主，我們用的就不能不是民主的方法。這既是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所提出的觀點，但這也是稍稍想像群眾反應後所能得出的合理的結論。如果我們在雨傘運動的大方向上也不能展示民主制度在化解社會分歧上的能力，我們又如何說服其他人相信這普世價值？如果即使大部分佔領者反對我們也要繼續衝，憑什麼讓其他市民相信爭取民主制度後我們自己也會遵守遊戲規則？
況且，我們知道自由這概念即使是在夏慤村裏也好也不能無限伸延。社會建構在人與人的交集之上，亦因此每一個人的自由其實在與他人的自由互相重疊，也是因此我們才需要一個合理的制度既容許最大的自由度，又同時避免因一個個人的自由而影響其他人的自由。當我們佔領金銅旺而被其他人質問佔領者是否也在妨礙別人的自由的時候，我們的回答是這是為了更重要的目的，爭取民主。所以作為雨傘運動的參與者絕不能放棄用溝通去解決分歧，只要求更多的個體自由而作出自己的行動，這種意識不斷發展下去只會號召絕對的自由，甚至出現無政府主義，而這既違反民主的概念，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有人提出為什麼衝要受到自己人的攻擊，反而我們沒有把更多的矛頭對著之前警察的所作所為。當然這有時間點上及民意考量的問題，但無論是香港電視的選戰裏的對白還是董建華常說的whiter than white也好，所要指出的道理都是只要作為政治人物或團體，就不能有任何道德上面的犯錯，否則無論你在政治上的取向有多正確有多合理，主要討論議題或政見立場也只會被模糊，並且失去群眾的信任，而代議體制講究的正正是能否得到人民的信任以及授權。比起眾多道理或邏輯，無論是投票也好或是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好，最後還是不得不回到感性層面的抉擇，而所謂的道德操守和形象就是判斷感性決定的最重要因素，這也是雙學為何從一開始就比其他政黨更適合帶領這種全體市民的民主運動。
如鄧敏琳在主場博客所說，我們是真的忘記了要關心和抒發我們的情緒，我曾經因為關心體力的問題而希望呼籲退守金鐘，但原來背後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因為連日佔領而看不到成果真的會讓人對現況絕望。只是這個年代既然被標籤為抗命時代，就不會是短短的一個月或是一年。民主回歸派一直堅持了三十年才宣告失敗，這個由雨傘運動開啟的抗命時代也可能會延續同樣的長度。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會有更多的抗議，更多的集會，更多的各式各樣的不合作運動，中間或者會有短暫的勝利，但可以預見的是我們也會有更多的失敗的時候，故此最優先要處理的是應該怎樣面對失敗，以及怎樣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繼續走下去。當其他人以［沒有用］作為反對雨傘運動的藉口時，我們不是理直氣壯地回答，這運動只為正確而做，即使希望再渺小也要繼續走下去的嗎？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不展示我們的堅毅，勇敢地面對可能出現的一個沒有成果的結果。
而且，最重要的成果是，雨傘運動已經讓民主意識植根在我們的每一個人的心中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