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的一本簿、一支筆，頂多加支錄音筆；現在轉為帶著兩部手機，有時甚至只靠腦袋記著，就跑到佔領區。（錢浩正攝）
逾50天的運動中，衝突場面搶佔新聞版面，但更多時間，都是無風無浪的日子。3名年輕女將連日沒返公司，就在平靜的日子裡，努力找故事，也為自己寫下人生故事。
我們久別報館
文/ 陳顥之
由罷課周開始見證著雨傘運動發展，現在看回百感交雜，當中我們記者的採訪技巧亦與以往不同了。由一本簿、一支筆，頂多加支錄音筆，在添馬公園上訪問參與罷課的學生哥；轉為帶著兩部手機，有時甚至只靠腦袋記著，在原來車如輪轉的彌敦道，訪問舊日只會在茶餐廳一絲眼神交集的水吧師傅。
佔領運動以來新聞連珠炮發，新聞上到報紙已是相隔一天多的事，前線的我們也想在最短時間報料，手抄一次再打稿的話時間會大增，在混亂的衝突場面中亦不方便，再加上在有片才有真相的年代，手機才是「佔地記者」的最佳良伴。
每天做佔領新聞甚少回報館的一班佔地記者，難處大概是如何免於麻木，每日面對膠著的狀態，難免感到厭悶。曾有負責邊防的佔領者說，日子久了學生變得像綿羊，連警察大模斯樣入佔領區也沒有反應。其實記者亦與佔領者面對著同樣問題，除了要在衝突時「執生」，亦要在平靜時免於對細微的事掉以輕心。在人人都可以是記者的年代，間中我們的身分亦會遭質疑及不友善的對待，久別報館，第一時間是要領取新的記者證及補充名片。（當然亦包括清理桌上發霉的水果免得在公司造成生化危機。）
清拆旺角主帳篷前的最後一個日落。(雲妮攝)
佔領區的採訪也逐漸發展出一套小規律，記得佔中啟動當夜，我不斷地來回走了9小時，那時未有任何記者區（連坐邊都唔識），結果好不疲累，後來才發覺原來是可以找一個有利位置觀看全場狀況。傘撐了超過50天，來自不同媒體的佔地記者亦有了一些「鐵膽」，每日到佔領區第一件事除了巡視一圈，亦會到不同「要塞」打一打卡（金鐘的是大台及中信，近日新增了立法會；旺角的是匯豐銀行外及相熟的物資站），與行家及「地主」交流一下當天事態，才開展一日的工作。
過了10‧1假期後佔領區漸步入平穩，佔領的中堅份子此時才「現身」，我才發覺早前的訪問都是流於「執街訪式」生硬的交流，在時間許可下，想用心與他們說話了解他們的想法。以做個朋友的方式與他們打開話匣子，成功率可謂百分百，但他們望著我們掛上記者證，拿著紙筆，又會表現尷尬。於是我脫下證件（當然也得用口頭表明身份）、放下紙筆，改為用腦袋記下他們一個個的名字、職業及故事，希望藉誠意獲得他們的信任（其實金魚腦的我記得你們一個個也很高興）。
佔領者只是平凡的一群香港市民，不是政客及官員，他們不用博上鏡，沒有義務向你交待，尤其是物資站及地主，平日多點與他們交流，才不會讓人有「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只向他們取sound bite的感覺，到關鍵時候能否找到他們確認資訊，就是看佔地記者跟他們的交情。
佔領期間遺憾沒有做過什麼大故事，9‧28當日亦因開完通宵更在公司寫稿，未有與催淚彈碰頭。和平使者如我，見證過最激烈的是衝龍和道當夜，記得當時未及穿上記者反光衣，一度被外籍警官向我舉胡椒噴霧指罵，慚愧的是讀英文新聞的我當時只懂以廣東話大喊「記者」，幸而得旁邊的示威者張開保鮮紙保護我。
佔領以來唯一的小成果，大概是來自走在佔領街頭，佔領者認得你，對著你的一個個點頭微笑及信任，在此對於罷課以來幫助過我的每名過路人及朋友，說聲謝謝，亦有賴同事們的專業及持平，使我們在外工作時獲得別人的尊重及信任，事半功倍。
十月中林鄭月娥說，佔領運動參與人數愈來愈少，香港人便隨即站出來呼應。(雲妮攝)
一直對公民廣場有種情意結
文/雲妮
兩年前在公民廣場採訪時，正值國民教育風波，由學生帶領的整場運動最終推倒國教科，當時之鋒正正冒起﹔沒人想到兩年後之鋒等人號召學生重奪公民廣場，掀起另一場已近兩個月的雨傘運動。上一場運動令我曾經試過由0945做到翌日凌晨0130，此紀錄在這數年採訪生涯中仍未打破，而今場雨傘運動亦為我開了另一項紀錄，那是連續由28/9至9/10，12天因在外採訪佔領行動而未有回到公司， (放心，期間是有放假的，記者不是鐵人，沒有好身體就不能跑在最前線)。
最近數算車費時，赫然發現，40幾天的運動 (動筆時是第46天)，到佔領區採訪次數已超過20次，怪不得每次回公司時，同事不忘跟我說一聲，「噢，終於見到你了」。我慶幸我在金鐘、銅鑼灣及旺角三個佔領區均逗留過，它們各有特色。
放催淚彈後的一星期，我在銅鑼灣通宵守候，平靜時最愛與在場留守人士聊天，那裏的核心留守人士有一種與別不同的修養，或許是資源少，令他們更團結，亦更懂得自己繼續留守的原因，經常有小組討論整場運動的去向﹔旺角則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佔領區，除經歷過旺角黑夜，體驗到警民對峙的緊張氣氛，粗口橫飛亦見慣不怪，但這才顯得旺角的地道，或許是這場運動的獨有文化。
不能或缺﹔至於核心所在的金鐘，則處處顯現了港人，尤其年青人的智慧及藝術文化: 連儂牆、雨傘人、摺黃色小紙傘、地上的粉筆畫、「我要真普選」橫額的獅子山模型……這種種不單是一件藝術品，背後的訊息更有意思。
清除障礙物、旺角黑夜、87枚催淚彈、N支胡椒噴霧、暗角打人……在外界心中歷歷在目，但於我心中，佔領區的人和事更值得令人回味。
今年11月在金鐘佔領區發現的一張漫畫，對於工作得有點累的我來說很是有趣，也很有同感。(黎芷欣攝)
我在運動一個月時，專訪了「迎難而上」的「聰聰」羅冠聰(Nathan)，他不像另外的學聯代表般是外界焦點，只是在與政府對話後漸為人熟悉。不足一小時的訪談裏，卻在「聰聰」身上找到了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內地出生的背境未有令他「變紅」，反而不斷遊說媽媽支持他的行動﹔他亦為過運動初期種種血腥清場的風聲而膽怯，壓力爆煲時亦與一般學生無異，回家要打鋪機才壓力全消。我看到的Nathan，只不過是一名21歲小伙子，為着所信的而堅持，而這就是青春。
廣場上亦有其他令人動容的人物。患腸癌的梁伯留守金鐘個多月，在中信大廈對出與毗鄰的年輕人話當年，聽到梁伯故事的年輕人將此轉為口述歷史、在網上廣傳﹔物資站梁同學面對退休警爸爸的反對，繼續緊守廣場上的崗位……每個留守者都有留守原因，堅持原因的背後更是歷盡艱酸。
近兩個月的雨傘運動，留守人士身心俱疲，記者亦如是，我不解為何採訪某活動時某行家會被襲擊，難道我們面對這些場面不怯嗎？我也有很怯的時候，但不能表露人前，因為在動盪的歲月裏，記者才顯得重要，文字才更有力量。
新牌記者
文 / 黎芷欣
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新牌」記者，剛入行便就遇上難得一見的超大型示威，能見證香港展開一場延綿多日、下筆時仍未完結的社運，是記者的珍貴回憶，更是發揮過去四年所學之時；但同時經驗不多，卻要在瞬息萬變的佔區工作多日(粗略估計，應該有近30日到佔區工作)，心裡不能說不緊張。平日工作大多是事前安排的，每天去向都是瞭如指掌；在佔區卻連今天事都未能掌握，唯有多多留意身邊事。
佔領早期，銅鑼灣佔領區曾出現暴力事件。當日我身處怡和街和受訪者聊天聊得興起之際，旁邊的渣甸街傳來大叫的聲音，走到渣甸街時，圍觀者已圍起重重人牆，雖是走慢一步，未及看整件事的起因，但起碼看見現場激烈推撞、一群口罩男又兇神惡煞地指罵佔領者的情況。特別是佔領區人多、障礙物也多，一眼未必能關七，若非分出一點心來聆聽身邊聲音，那怕隔壁的事都會走漏許多。
完成訪問後，一班聾人和手語翻譯教了我一個手語，動作簡單，卻是他們當刻最想説的話。(黎芷欣攝)
(動作的意思是: 梁振英下台)
在佔領區，也會有很多小故事，印象最深的，由看着別人「指手劃腳」開始。佔領區有不少講堂，往往有不少人坐在聽。一次急步走過中信天橋下，台上講者站在石壆上演講，台下則有一個人面向聽眾站着，細看發現原來她是手語「譯者」。我壓根兒沒想過有聽障人士在場，還以為他們會選擇留在家中、心靈上支持集會，一問之下，原來當時有近十位聾人在場，比我想像中多很多。而因聽力不健全，他們在928當日的經歷比不少人更驚心，危險得讓我捏一把汗，更佩服他們經歷過催淚彈一役後，仍然選擇走出來，可惜篇幅所限，有很多心底「話」無法為他們寫下。
很多記者發掘到的故事，都是靠四處觀察、發問。小記如我走在佔區，更是不敢放鬆，一直四處走動、張望，生怕錯過好故事、走漏重要時刻。有時背着頭盔、面罩、水等等裝備走得累了，總想坐下休息一下，坐不久又想着要起身再巡了。一次急着吃完飯想快點重回佔區，心急的食相還讓來探班的上司取笑了。
唯有靠記者親身走在佔領區，才能盡可能找出最多的事實，借着我們的筆、相機、攝影機和咪高峰，為市民還原現場，想到這裡，再辛苦也值得。
按：明報職工協會傘下日月系列，留下日月伙伴們在採訪報道佔領新聞的種種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