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

尋找隱世噴水音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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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隱世噴水音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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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KISSopolis.com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潘進源構思在觀塘海濱花園興建音樂噴泉,噴泉除有音樂,還有鐳射激光、動畫燈光及音響等效果。民政事務局今年9月完成計劃名單,項目大約花費5000萬元,工程暫定明年第四季展開,預計2017年第二季落成。

新聞一出,facebook馬上瘋傳,群情洶湧,粗口橫飛,引朋友的話:「XXXX,簡直就是向被趕走的band仔臉上吐口水」;我雖然是因九龍東發展而被迫走的音樂人之一,但即時反應倒不是什麼受不受辱,而是幻想民政事務局邀請美國樂隊Kiss到觀塘海濱花園為噴泉開幕表演:Kiss成名於Gene Simmons玩音樂時噴火,觀塘吸引在有激光噴水,噴來噴去,相映成趣。

梁振英曾經自嘲不是政治材料,可能與自知有間歇性發表凌駕政治化妝的in your face式偉論有關:左一句「月入萬四以下的人有投票權會令政策向低下階層傾斜」,右一句「提委會也有讓體育界、宗教界這些沒有任何經濟貢獻的界別參與」,坦白到呢……!

不要忘記,梁振英必須對他的689票有所交代,而這兩句話或多或少反映出香港特權階級的焦慮與價值觀。有人意圖指出體育盛事能帶來龐大收益,說「運動能減低政府的醫療負擔」或「皇馬大戰巴塞會帶動龐大經濟效益」等等。不過,那只會正中下懷,這番話表現的不是他的無知,而是他是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信奉者;在經濟以外,他並不相信道德、宗教、體育精神等等靈性、抽象、形而上的體驗。

作為生產藝術的一群,必須有同樣的認知,更應該為着「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而驕傲;這個也是馬克思與黑格爾把藝術視為創意的最頂尖行為的原因—— 藝術的生成可以與基本需要和經濟活動無關。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一旦又走回計算GDP的陷阱,以產值作為萬物的唯一價值,那麼一切的討論基礎也是錢。

我不是想指出潘進源不懂文化藝術,太明顯就無必要再討論,而是想說,在全港有史而來最大的重建項目中,有誰能擔起規劃文化的領導角色?又或更拉闊地想,當全港十八區均先後樹立起與原區文化毫無關係的「十九地標」,是什麼弄錯了?「雨傘運動」無疑震撼香港人,但投票權是什麼?政治參與最終究竟是為了什麼?普選與民主是否存在必須關係?我們試着幻想,觀塘區所有區議員都由民選產生,但在目前的經濟思維底下,音樂噴泉的確比起免費演出的band仔有更大經濟效益,會否因少數服從多數,經濟討論下終究劫數難逃?在如今的實際情況下,我們又如何面對觀塘海濱湧現的專業文化智囊?他們挾着資源,擔任文化領導角色,我們應否主動參與諮詢?

記者常問觀塘工業區最有特色的是什麼文化活動,多數答案也是觀塘是香港獨立音樂重鎮,有過千隊樂隊云云。我想觀塘工業區最吸引的並不是獨立樂隊、不是無牌livehouse、不是街頭藝術、不是電影製作等等,最吸引的是自主性(autonomy),自主才是觀塘的文化基礎。這個自主性包含各式各樣跟政府發展相違背的小型工廠、每個工廈內的體育訓練場、不認為要賺到盡的平民食肆;自主性是不經申請舉行的游擊音樂會、無數個天台的聚會、行人天橋舉行的派對、佔領舊巴士廠的放映會。

可能我們須要更加肯定各人自主的能力,正視觀塘曾經在主流發展常理當中,意外產生的短暫卻高度的自治社區特性;我們曾經在政府與財團視線範圍外的十年經濟休漁期、在劏房林立的廠廈發展成香港最有趣的文化聚落,我們的強項很明顯不是「參與」諮詢,研究如何發展。倒過來說,觀塘工業區的特性其實是主流經濟與文化上的撤離(exodus)。

或者我們可以反問,為何有一撮人會走過來跟使用者談發展?他們的正當性是以什麼為基礎?建制議員也好、民選也好、文化智囊也好,為什麼他們會比使用者更有能力談文化發展?文化不是使用者建構的嗎?我們為何要去訴求什麼?或是諮詢什麼?我們不是要以保育文化之名向他們作出警告嗎?

回想在阻止觀塘海濱花園動工的行動,或佔領巴士廠的參與人數,比較我們常說「有過千隊band」有很大出入。在「後佔領」時代,可能我們有更多關於行動的想像力,可能現在我們已為重奪自主性空間有更好的準備,能為尋找實踐自主的空地、公園、廢棄建築物動員,用行動直接實踐民主,並在當中追尋答案,否則到觀塘商業區落成,郵輪碼頭全力投入服務,遊客到牛頭角新理想酒店爆房之時,小小的音樂人已經沒有生存空間—— 除非你趁還有時間,學習彈結他時噴火噴水,那還能跟音樂噴泉爭一日之長短。

刊於【信報24-11-2014】文化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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