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身工作已經10年，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非政府組織工作，工作的內容主要與中國大陸相關，我經常接觸到兩邊參與NGO或民間社會的朋友，並因此慨嘆相比起內地伙伴對我們的了解，香港的朋友對內地NGO與民間社會認識實在太過有限。
大半個月前在北京的一個晚上，我與一名志願者因香港佔中的事情聊了一個晚上，才驚覺香港的事，對遠在北京的不知名朋友也烙下如此深的影響。我本身不認識這為女孩，她透過朋友傳話說想與從香港來的朋友聊聊香港的事情，我以為有機會分享自己所見所聞便答應了。見面的方式很簡單，就在東四附近的街頭。
她劈頭問的第一句就是：「香港的狀況怎麼樣？你們佔領的事情甚麼時候可以完結？」再了解下去，原來她身邊的一些伙伴因為表達支持佔中的訊息及製作街招，而被不知哪個部門的人員帶走了兩個星期，下落不明。她自己雖然並未受牽連，但十分擔心，因為一名去與當局多次接洽的律師也被消失了。
我問她，你的朋友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她說我們都在對付同一個極權，當然要支持，你們要守住香港。她又問，你們在路上的學生不是在堵路嗎？他們不也正受著法律風險？你們那邊貼街招會不會有事？
在那一刻我心裡涼了半截。這如果不是誤當馮京作馬涼，也肯定是個因資訊不對稱而做成的「誤解」。香港的示威者面對的還是「法律」風險，在內地這些志願者的「天真」舉動面對的卻是無法無天的國安體制。
過去5年10年的跨境經驗告訴我，今天香港在爭取的東西與大陸關係深重，或者起碼我們應該知道兩傘運動本身，如何與內地的民間牽扯起來吧。勉力寫下了一些觀察與思考，希望能把自己所知所聞與香港巿民分享一下。
我接觸到的國內公益圈子朋友們基本上都知道雨傘運動，當然由於訊息量的差距他們可能只掌握到片面的資訊，但一般都知道官方的訊息不可靠，感興趣的話需要另找渠道了解。民間社會內也有不同的立場，故也不能寄望所有做NGO的就得支持雨傘運動。我身邊的伙伴或朋友中有不少會支持這個運動，但也有聽到一些意見覺得這樣子的運動不會有結果，也不乏一些人因為隔得遙遠而不太關心此事。其中有一位一直很關心香港狀況的資深公益工作者曾對我說，他很驚訝與佩服雨傘運動所展示的能量與多樣性，但同時為這事情對香港社會甚至大陸社會的撕裂深感憂慮。
早在香港開始陷入政改爭拗時，內地的民間社會就感受到影響了（比如同一地區的組織短期內多次被安全部門檢查），當然不同地方所受的影響程度不一樣，而近日的風聲肯定比半年前緊張。北京因為是政治核心所在，過去幾個月一直十分緊張，自雨傘運動開始後我們不難聽到有民間人士被安全部門的人員帶走並不知所踪。廣州的情況也類似，但抓人的狀況好像不大聽聞得到。其它相對遠或跟香港關係沒有那麼密切的地方，風聲則沒有那麼緊。但總括來說我聽說到不少公益人士被請去喝茶，查問與香港資金的關係、進一步了解香港基金背後的動機云云，有點杯弓蛇影了。
不過，中國民間組織的生存狀態一直處於或明或暗的狀態，比如胡溫當年上台時曾被寄予厚望會打開民間組織的一片天，但到頭來打壓的事件沒有少；同理，習李體制上台的強硬作風自然令人感到寒意，但與此同時政府支持民間組織的政策或資源還是繼續出台，除了明顯與政治事件拉上邊的人以外其他民間組織還是好好的運作著。
政府對民間組織的態度從來都有點矛盾，畢竟政府甚至黨本身也不是鐵版一塊的。一方面執政者知道民間的發展是擋也擋不住的大勢，甚至官員也想有些中間機構來緩衝一下人民與政府間的直接矛盾。但與此同時政府官員也怕出事，希望管理好民間組織。當然可以想像，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官員會有不同的想法，民間組織經常要做的就是在政府內找到一些可溝通的對口人物。如果放眼廿多三十年的時間深度的話，那可以說民間組織的生存狀態是有明顯的變化與改善了。
對於內地民間組織的伙伴來說，如果香港民主運動有實質進展自然樂得其成，問題其實更多是因為現時的局面或是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給予安全部門或政府內的強硬派很好的借口去找他們的麻煩，比如更頻煩的要去喝茶，要向不同的維穩單位交代，收緊的媒體空間讓一些出版物、網絡平台被查封被禁，原先計劃好的工作無法開展、資金（特別是香港的）無法取出等。強硬派藉此重奪民間的空間，雖未必會令爭取多年的成果全部付諸流水，但起碼會令他們要渡過一段比較困難的日子、甚至喪失一些原有的工作空間。
說來內地民間組織的興起與成長，某程度上也是對89民運走到盡頭的一個反思與自救，在悲劇後試圖開拓另外的路徑。自49年後大陸的「社會」被黨國全面吸納，民間組織除了一些信仰團體以外大概被消失殆盡。改革開放後開始有一些國外的非政府組織重返大陸開展工作，包括有宗教背景的組織或受政府邀請的外國基金會（如現被視為敵對勢力的福特基金會）。89年後社會一片壓抑，後來有一些開明的知識份子希望保存並培養僅存的民間力量，於90年代初開始又重新發展了一些民間組織，最有名的應該是由梁從誡先生（梁思成的兒子、梁啟超之孫）發起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了。
與「河水不犯井水」的比喻相反，香港一直參與內地民間社會的發展。從人員投入上，據我了解比較早參與到國內民間組織工作的朋友大多是透過震災、扶貧發展工作進入大陸，可上溯致上世紀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期，及後也有香港團隊及香港人涉足諸如工人運動、環境運動、公民社會推動等。近年因社工行業的興趣，也有大量香港的社福機構及社工到內地提供專業服務，與新興的社工體系建立了互動。除了人員以外香港也是內地組織的重要資金來源，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宣明會、樂施會、苗圃行動等大型NGO以外，不少富商如李嘉誠、田家炳、施永青等名下的基金會也活躍於內地的各個民間領域。
對很多內地民間組織朋友來說，到香港交流學習很多時是他們所擁有的共同經驗。不管是扎實的社區工作、針對特殊群體的專業服務還是具體的社會抗爭經他們都有可能接觸到，與內地朋友們聊天時經常會很驚訝他們對比如時分券、「黑暗中對話」、反高鐵運動等的耳熟能詳。相反，香港民間組織或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對大陸的了解與接觸（莫講去學習）則比較少，更多是在香港做接待，或偶然被邀請到大陸做分享交流。
對國內民間組織的朋友來說，香港作為他們的毗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及「想像」的案例，讓他們去思考華人世界裡還有另外的模樣。一些具體的案例當然會有所啟發，但因社會脈絡不一樣可比性始終有限，反而是那種想像力的打開卻能讓他們回去後更有動力為自己的社會去努力。近年隨著台灣與國內的交流日增，內地伙伴又多了一個更大更豐富的場景去學習，不過相比起來到香港還是較去台灣要容易。
近年香港與台灣的青年社會運動都共同喊出「自己地方自己救」式的口號，而這些口號乃至是次雨傘運動的「困難」恰恰反映出，我們希望「自決」正因為我們正無可避免地與大陸緊緊綑綁在一起。而這種綑綁又很容易被滑入去國族身份的爭拗、對政權本身不滿的情緒當中，讓認識、理解變成投降、變節的同議詞。
如果說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已死，那香港現在極其需要的是一套思想上與知識上的分析框架突破現在的死局，歷史地審視現狀及可能的行動方向。在具體行動上，除了繼續去撼動位處中環、西環甚至中南海之政權高牆以外，增進對內地民間的認識與理解極為重要，在個別議題上可加強互動（如香港的農業運動與內地的三農運動的相互學習，從品種交換到農業技術到產品互通到政策倡導，可互動的空間其實比想像要多）。這些舉措將增加香港行動者們對大陸狀況的知性與感性的敏感度，有助於推動社會變革的策略思考。
區域視野，在地行動，大概就是這意思吧。
簡短版刊於《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