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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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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編輯室周記:在漫長的管治危機中抗爭

編輯室周記:在漫長的管治危機中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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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獨媒記者Gundam Lam

執筆之際,學民思潮的學生正在絕食。反對的人有建制派,也有「勇武」的,皆說「沒用」,他們相信,梁振英不會為此重啟對話之門;至於支持的人,認同行動中的自主及堅持,然而,無論如何深信奇蹟,又或者認為會有「萬人廣場必定歸來」,也無法確實說清楚,絕食到底如何「有用」。

筆者不是組織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不打算也沒有能力紙上談兵,跟大家討論甚麼才是「有用」與「沒用」。我只想提供一些分析的觀點,指出一些可以討論的基礎。在爭論有用與沒用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香港社會運動在改變制度、法律與憲政方面,曾經如何「有用」或「沒有用」?

正當性危機

一般人也同意,具有香港本土特質的社會運動,始自七十年代,即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與六七暴動之後。同時,香港社會制度有較根本性的改變,亦是始自這個時候。例如社會福利制度、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等等。無論歸因於騷亂與暴動,還是七十年代的激進青年運動、基層權益運動、社會改革呼聲,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力量對當時的殖民政權構成一定的正當性危機。

這裡用上「危機」二字,並非指臨近崩潰。事實上,除了六七暴動外,其餘的抗爭帶來的危機強度也相當有限。從意圖及效果上,這些運動沒有推翻港英政府。但是,這些危機是持續的,令當局感到自己要面對一群並不順從的被統治者,他們不是五、六十年代外來的政治力量(如親共或親台),要解決管治困難,需要謀求制度調整。

但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香港的改革過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七十年代,社會力量只能製造連串的管治正當性危機,要導致制度改變,也只能由當時英國工黨政府、殖民地部與港英官僚發起與籌謀,最多也是跟親政府的高等華人精英作少許商議,大部份民間人士沒有渠道參與,因為,香港沒有空間讓參政政黨生存,以及選舉遊戲發生,在本地可以說是沒有體制性的政治過程。第二,改革通常不涉及起碼的憲政安排,香港的政制改革要到八十年代中左右才開始,而且相當緩慢,例如,政制改革的起點是區議會,它只是諮詢架構,不涉及核心的立法及行政機關。一方面英國政府對憲制改革十分小心,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也努力阻止及拖延香港有大幅度的憲政改革,英國人一般情況下也無法貿然行事,需要北京政府的首肯,「歷史罪人」彭定康當年的政改已是大突破了。

香港晚期殖民處境

我上面用的例子是回歸前,回歸後大體結構沒有改變,總體而言,可以用四點來概括:

1. 香港社會運動最直接的影響是破壞管治者的正當性,但是,難以直接「建設」。故此,否定某項政策或法律(例如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或否決政改方案);
2. 建設的工作,無可奈何地要交由上層,甚至香港以外的統治者來進行;因為香港沒有競逐執政權的民主制度,所以,與社會運動關係微弱;
3. 運動帶來的改變不是即時的,往往是延後的,有時甚至是三四年或更長時間;
4. 改變社經體制或法律相對容易,但憲制安排卻始終掌握在外來者手上(回歸前的英國人,今天的北京政府),難度極高。他們即使會因應民情而改變,也不打算跟民間力量作正常的政治商討,所以,北京才會把學聯上京之門關上。

以上四點可以說是香港社會運動與政權之間的動態特色,曾是香港晚期殖民處境,回歸後,在專制中共治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裡,這個處境被保存並發揚光大,成為香港後殖民或新殖民政治狀況。只要用台灣作比較,我們見到香港的特性。台灣不是所有社會運動都會對社經以至憲政體制造成根本性的轉變,但是,可能性及轉變還是比香港要高。不用說七、八十年代的反國民黨權威的黨外運動,就算是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也令兩岸服貿受阻,對執政國民黨造成很大衝擊,在選舉中輸得很慘。無論台灣人怎麼不滿兩黨輪替,不能否認的是,台灣政治是會變天的。

不認命,卻要知命

香港則不然,在一個大國支配之下,我們當下盡知香港的「命」是如何。命不一定要「認」,也可以像學聯所說的不認命,尋求自主。但要不認命,要自主,也要知道自己要擺脫的是怎樣的命。

認為絕食或其他行動沒用的人,往往其實只是重複我剛才指出的第2-4點,沒有太大新意,我們當然知道,香港社會運動在政治中的限制。可是,「無用論」卻沒有討論到第1點,即社會運動破壞統治者的正當性的程度,破壞的性質,以及後果,以及可能造成怎樣的改變。

現在仍然佔領、絕食與「鳩嗚」的人也該明白,任何行動不大可能成為當下談判籌碼,但反過來看,一時的民意支持或逆轉也並不重要,反正也無法把梁振英馬上幹掉。重點是抗爭行動蠶食當權者的管治合法性,不同類型的行動所造成的蠶食作用多寡及性質如何,同時,打開了社會對較激烈抗爭的接受、支持及投入程度,這些都需要仔細辨析。例如,警察的管治能力、正當性以及形象在運動中大大受到衝擊,許sir說的「果斷」執法,不只佔領人士鄙視與訕笑,甚至不少建制中人也不以為然;而從「旺角鳩嗚」中可以看到,上下對法治秩序的默契也正在瓦解。北京及其在港的政治代理,要面對民間高漲的敵意,用硬用軟,下一步也不容易走。

當然,現實是互動的,統治者會因應危機作出大小調整,例如大鎮壓以嘗試挽回權威,打擊及排擠反對份子。而反對者更需認真思考,在管治正當性漫長的瓦解過程中,如何進取地存活下去,原有秩序崩解之時,會否釋放出大量否定一切的右翼民粹,還是產生機會讓有持久的改革/革命力量聚合?這些複雜問題,只能另文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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