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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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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分道揚鑣,讓運動走得更遠更好

分道揚鑣,讓運動走得更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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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獨媒記者Gundam Lam

佔領運動已觸發統治機器把鎮壓力量升級,動輒警棍胡椒如雨下,市民頭破血流,被拘捕者眾。伴隨鬥爭之慘烈,內部爭吵亦激烈,令人擔心,而我也忍不住去想運動的可能去向,以及該走的路。

佔領運動持續兩個月,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出現不同路線的派別群體。首先,我們應該很清晰地知道,金鐘佔領區有著幾個不同派系,雖然他們有共同的政治訴求(「真普選」、「撤回831人大決議」等等),但是,他們的道德價值、形勢分析、戰略及戰術都相當不同,不能用「佔領人士」一詞簡化之。我這裡暫時不對各派系作評價,而先做一點粗淺的分類:

政治自由派

以學聯及學民為代表,爭取平等政治權利,強調「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行動原則。他們透過九月的罷課,意外地勉強成為金鐘佔領場地的領導,或所謂大台。他們與「佔中三子」及泛民關係較密切,也與社運團體合作無間,以低度的社運管理手法維持秩序。但是,不能不加分析地貶斥他們為「和理非」,畢竟政治自由派負上組織警方所宣佈的「非法集會」,身體力行佔領公民廣場、衝擊警方防線,佔領金鐘夏愨道,以及違反禁制令。

他們最初並沒有想過以長期佔領作為策略,而是嘗試以「公民抗命」方式,遵從非暴力原則,讓警察逮捕來喚起群眾的認同與投入,把普選運動政治化。他們不排除任何體制渠道(如對話、上京等等),據理力爭。不過,因為各種原因,這個模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出來,然而,卻聚合了大批社運人士、進步專業人士及學者,也得到不少社會大眾的支持。他們努力凝聚佔領區的共識,與各方佔領人士商討。

在原有政治光譜上,既是泛民裡的新翼,立場上中間偏左,也具有逸出泛民政治遊戲的潛力。

衝擊鬥爭派

這一派沒有很正規及清晰的組織,但在抗爭中形成了一個沒有統一的組織,卻有互相協調的人際網絡,當中亦不乏競爭與衝突。

經過928的抗爭,打開金鐘佔領區,以及在各佔領區設路障,他們獲取了不少自信;與黑社會、佔中人士的肢體衝突,以及遭警察多次暴力對待後,尤其是旺角,鍛練了他們的行動意志,也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隊伍。當中以媒體經常說的「鐵馬組」及「行動組」的年青人為骨幹。由於他們特殊的抗爭經驗--並沒有經一般社運及學運組織作中介,以直接及自主參與行動,當然,他們與熱血公民或城邦派有或深或淺的關係。所以,他們除了較強本土主義傾向外,對形勢判斷及行動模式都相當特別,經常衝擊雙學「大台」及糾察,斥之為「和理非」或「左膠」。他們都認為是次行動是生死攸關,甚至是最後一戰,準備「流血」,起碼心理上準備及接受不同程度的暴力(除了立法會破門一役外,實際上展現出來的還算是低度武力反抗),所以敢於上陣衝擊警察,也鼓動別人衝擊。同時,他們由進取性的防衛,而漸漸發展出主動攻擊。

不過,他們人數始終有限,而且,由於時間尚短,以及高度個人網絡化,具體戰略與戰術發展,以至理論論述還沒有清楚(例如「最後一戰」的意思是甚麼,「流血」指的又是甚麼,接受的「暴力」的正當性是甚麼?),距離民兵組織還是相當遙遠。然而,正是他們的不確定性,經過警察的失控及過度暴力後,讓他們的恨意、敵意及姿態擴散,在現場群眾中得到不少共鳴和應。

頑鬥主義者

他們與衝擊鬥爭派的界線不是很清晰,不過,他們的確存在,組織化及政治化程度應該更低,但人數要比衝擊鬥爭派多得多,否則難以解釋旺角「鳩鳴」多日,遭受警察連番打壓,卻沒有發生暴動。他們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參與了衝擊,同樣不滿意雙學及泛民的姿態(立場可能沒有太大分歧),也許亦有參與衝擊大台及糾察,也批判「和理非」與「左膠」。但是,他們未必投入武力強度較高的行動,設路障、擲水樽及雜物或許可以,投磚塊以至汽油彈,恐怕不大會參與。頑鬥主義者不會認為這是最後一戰,也沒有準備要流血收場,但不能缺席抗爭。

而且,他們也許有更多長期鬥爭的打算,除了「鳩嗚」,部份人更想突破泛民與建制,形成第三力量進入區議會選戰戰場等等。

文化行動者

人數眾多,亦是以個人小團隊及網絡形式存在,尤其是在金鐘及銅鑼灣佔領區,開展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藝術運動。他們部份人是頑鬥主義者,也吃過警察的催淚彈及警棍,但大概極少是衝擊鬥爭派,或雙學的政治自由派,但對他們也有不同程度的同情,部份人與政治自由派及頑鬥主義者重疊。他們以身體與行動,創造及感受運動中的命運共同體力量以及浪漫情緒,充滿情感與美感力量。在金鐘佔領區出現後不久,他們迅速令運動添上獨特的文化色彩,有另類自修室、連儂牆、雕塑與裝置藝術等等,成為異質空間,為運動爭取了大量支持者及參與者。

他們的中長期鬥爭願景還沒有很清楚,應該跟頑鬥主義者一樣,也有不少想法,行動空間可以不限於佔領區,但卻以此為中心。

綑綁的利與弊

聚合有時,分手有時,我有一大膽建議,不同派別群體要馬上認真思考,是否是時候分道揚鑣,建立防火牆,互相區隔,而不是互相綑綁、互拖後腿,長期聚在同一個地方佔領下去。退場與否,升級與否,需要在這架構中思考決定,才不會被道德主義所綁架--「撤走是否離棄群眾」、「佔領人士共同決定」、「一直佔領下去就是(道德上與策略上)最好的」。同時,只有區隔後,才能讓不同路線鬆綁,發展出各自的論述、組織及行動力。而且,現在的佔領狀況已經不是十月初,剛打開三個佔領區之時,不容許我們不分路線,綑綁在一起了。

在運動初期,不同派系的人各自不代表誰,但又同時混在佔領區,形成廣泛鬆散聯盟,初期能互補長短,形成一股與政府對立的民間力量。例如,罷課期間,學聯與學民罷課,以至後來闖進公民廣場,能起到領導及聚焦作用。然而,沒有衝擊鬥爭派與頑鬥主義的群眾,單單是自由派群眾,則難以發生九月二十八日佔據夏愨道,也不會發生激烈衝突,警察用上催淚彈,因而引起全港嘩然,使政府與警隊的認受性受到嚴重打擊。同時,佔領後,亦讓充滿創意的年青人進場,開始以金鐘作為生活與藝術的空間,吸引更多群眾。

可是時間一拖,尤其是需要進行集體行動決策時,這種組合便會顯得進退失據,異常混亂。雙學想行動升級,可是雜異的群眾中無法組成有效的公民抗爭隊伍,卻花了大量時間與不同意見的人商討,誰也無法說服誰,無法形成起碼的行動共識與組織;十一月三十日晚的升級行動失敗,以及期間及之後的互相指責,充份說明問題。衝擊鬥爭派要衝擊,嘗試衝破警察防線沒有不一致,但當面對警察瘋狂的暴力攻擊時,卻要面對不少對進一步行動相當猶豫的頑鬥主義者、政治自由派與文化行動者,即場過份動員喊罵群眾,甚至是因為警察攻擊而撤退時,令後排群眾暴露於警察亂棍面前,都會被視為缺乏運動倫理,置其他示威者於險地。同時,只要雙學一天在現場,亦會成為衝擊鬥爭派與頑鬥主義派的攻擊對象,消耗彼此無謂的精力與時間。而文化行動者持續佔領,亦令雙學難以動彈。

進退失據,慎防「一鑊熟」

簡言之,大家互扯後腿,對彼此皆沒有好處。其實,如果能互相切割與區隔,各自取得空間發展自身的組織、論述、行動及群眾,在這個階段反而是上策。路線之爭,在鬥爭現場以口舌文攻進行,不利團結,也難以啟迪廣大民心。更令人擔憂的是,繼續綑綁在一起,而沒有有機連結,讓當權者有機可乘。

例如,十一月三十日晚的行動升級失敗,許多人怪責雙學組織與領導不力,不過,其實雙學又有何德何能領導衝擊鬥爭派與頑鬥主義者呢?結果讓當權派強化「運動失敗兼失控」的訊息。從參與的普通市民角度看,也對他們也有點不公平,他們當然知道是包圍政府,但到底他們來參加哪一種升級行動呢?尤其是遇到警察防線及襲擊時,該跟從哪一派的行動模式作回應?不清不楚,只會令參與者無所適從。不同派別要顧及團結,以及性質紛雜的群眾,立場及策略也會變得模糊不清,進退失據。

這種情況在學聯身上最能體現出來(其實衝擊鬥爭派也不自願地放棄某些較激烈行動),行動突然升級後承認失敗,即使不以成敗論英雄,我亦有一疑問:當晚的行動是否學聯所想?升級失敗後繼續堅持留守,又回到支援學民的絶食,許多人也愈來愈摸不透學聯的動向。我希望學聯不要迷失,莫忘自己在運動中的政治自由派的位置。

我們不妨向前看,金鐘清場在即,若衝擊鬥爭派要行動升級,比過去要激烈得多地反擊警察,警察必然以更高強度武力鎮壓,而且不加區別地打擊所有派別的群眾,令不同派別「一鑊熟」或「攬炒」,梁振英乘機製造白色恐怖;若大家有準備,固然是求仁得仁。但是,顯然並不是所有派別的群眾與行動者皆有此準備,無論你認同與否,也不可能把所有人也變成衝擊鬥爭派,勉強而行,對整體群眾,以至整個運動都沒有好處。過去不少其他地方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全面性的白色恐怖,會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裡(起碼兩三年,甚至長達十年),令沒有準備的民間力量無法復元過來。政權對個別派系的打壓我們無法避免,但我們除了有支援的責任外,也有責任避免彼此無理地綑綁在一起,讓當權者得逞,進行全面性的壓制。

分道揚鑣,為了各自走得更遠更好

其實,我們只要細心看,已初步知道區隔有其利。

已遭清場的旺角佔領區,學聯無法主導,甚至遭人抵制,無法形成金鐘那種混雜狀態。在場的幾路人馬,雖有爭吵及爭奪,但總算能在互相區隔下各自成長,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佔領時間。清場期間,學聯領導特別派人到場,亦盡量做到聲援及擔當,相信得到曾在旺角佔領的人認同。雖然現在只成游擊「鳩嗚」,但也算是維持民氣及抗爭意識的方式,對政權(尤其是警察)有一種低度的威脅,慢性蠶食當權者的統治正當性。

另一例是學民思潮成員絕食,嚴格來說是一種有限度區隔。雖然絕食仍在佔領區內,但因為絕食行動是個人進行,不方便參與其他行動與商議,別人也難以跟絕食者爭議,除非加入絕食,否則便被排在學民之外(事實上,學聯也拒絕加入了),只能作支援。學民一時間暫時脫離佔領區內其他派別的糾結,成為政府要具體面對的一群絕食者,梁振英也無法用其他派別作借口迴避。田北俊等幾名建制派遊說梁振英出來對話,在學民眼中,應該也算是小小的進展。可見,區隔是有利不同派別發展的。

區隔後並不代表互不理睬,無法合作;分手,是為了讓各自走得更遠更好,區隔後,彼此更能有機地合作。只有這樣,每一場運動都有不同的側翼夾擊,形成多重路線與多個陣地長遠抗爭,讓當權者更疲於奔命,製造更大的反抗空間。

香港由八十年代開始,形成一個愈來愈廣,也愈來愈雜的「泛民」陣營,其特色之一是為嬴取最大的「被動」民意支持,名為團結一致,實質降低政治路線之爭,也欠缺激發群眾的政治能動性。筆者作為八十年代末成長的香港人,感受特深。今天,這種格局已破,反對陣營內部派系林立,左左右右,目不暇給,正是明證。是好是壞,一時難以分說,但是,現實是迫使我們不能再因循,要超越和稀泥的新鬥爭與新團結,從而開展香港反對政治的新風貌。

註:文章感謝幾位好友提供意見,作最後修改,以免誤會文責,恕不一一列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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