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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臻:自首前後——關於投案不投降

邵家臻:自首前後——關於投案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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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前:十二月三日下午十二時二十五分

「我是邵家臻。我承認自己曾參與佔領區一帶舉行的公眾集會,有可能干犯了《公安條例》第17A條(3)款有關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的罪行。」

自首從來好簡單。

十二月三日的一個平常下午,行入警署,遞上身份証,諗著以上幾句說話,沒有浮滑,然後發生的,都是警察和司法制度要做的事了。

少年警訊的煩惱

對於「簡單」,感覺複雜。複雜的是我的成長,以及箇中對警察的畏懼。自幼家貧書死讀,對於警察,總有一份莫名的恐懼—恐懼得連進入屋村警崗取份少年警訊報名表也多番徘徊,結果還是無功而還,平白失卻「與警方合力撲滅罪行」的機會。這個「少年警訊的煩惱 」還一直纏綿下去。中三那年,也是盛夏光年,好端端一條光棍在北葵涌游泳池等候入場,遇上一眾藍帽子的無理取鬧,又姓名又地址又「跟邊個大佬」又「知唔知石蔭村邊個係大佬」又粗口橫飛,我都只是逆來順受,怪罪自己長相令人遺憾,引出警務人員諸般不安所致。及至大學一年級,跟社工學聯的師兄師姐集會遊行,反對削減青少年中心的自修室服務。集會完結,我與一男子負責收拾細軟,清理場地,卻不知從那裡竄出數名警察,對我們又拉又鎖。我驚魂未定,在拉扯中怕得說不出一個像樣的說話來。事件最後雖然不了了之,而我亦開始知道,警察除了鋤強扶弱,也會欺善怕惡。大學畢業,做上了外展社工。初生之犢,不識江湖規矩,沒有大大聲介紹自己是香港青年協會的外展社工,就陪外展仔去警署保釋,結果被警察錯認我跟他們屬一夥,結果被鬧得狗血淋頭,「誰人無父母,何必屌老母」,算是學懂了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s的真締,就是跌低,也不是徒勞,至少身上多了沙泥。時光荏苒,當上了地區滅罪委員會委員,才跟警察有「良性互動」。那些包括舉辦禁毒滅罪嘉年華,安排外展仔與警察真情對話,參與冬防治安花車巡遊,以及N次春秋二…。我在活動中總是打醒十二分精神,生怕得罪、得失警務人員。

真正的反抗,要到2013年5月11日。又是佔中惹的禍。話說四月廿八日,我多了個「佔中死士」的名銜之後,對「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人和事都特別揪心。警方政治檢控秘書處義工陳玉峰,掀起白色恐怖,於是我發起「笑口盈盈被通輯行動」,去到荃灣警署查詢自己是否也「被低調通輯」。我向警署當值官展示2012年9月上旬連續九日擔任反國民教育集會主持的相片,表明擔心自己參加非法集會而被「低調通輯」,不過當值官拒絕看照片,拒絕抄低身份証,拒絕接受查詢,結果逗留半小時,我就走了。事後得悉,警方覺得我「踢館」,大為不滿,在此我順帶澄清,我其實是對事不對人,向白色恐怖「挑機」,以為處理恐懼的方法,就是直視恐懼。只要直視它,恐懼就會消失。

以文字令自己有質感

如此這般的「淆底獸」,一個對警察既怕且懼的人,站在自首面前,我只想以文字令自己有質感,或濃或淡,或韌或暢。畢竟,文字是用來存儲不能數字化的人類經驗,是用來對抗時間的千古事,總體屬陰,大道窄門,需要沉著冷靜,甚至有一點點沒落。

佔領運動走到沒落處,我總想找本書來讀。與其說是讀,不如說是嗅—嗅嗅書本的香氣,以及思想的味道,偶爾可以拿來幾句精句壯膽就更好。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不啻是家傳戶曉,老少皆知的讀物,它的中文譯本不過是六萬餘字的小書,自一九四五年出版以來,都未曾被冷落過。這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說,以隱喻形式,寫革命的發生和革命的被背叛,自然還有革命的殘酷。一個農莊的動物們不堪生人的壓迫,在豬的帶領下起來反抗,趕走了農莊莊主後,按照「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原則,建立起一個自已管理自己的家園。不久,兩隻領頭的豬為了爭奪權力而互相傾軌,勝利者一方宣佈另一方是叛徒、內奸,並驅逐了它。統治階層的豬們逐漸侵佔了其他動物的勞動成果,成為新的特權階級,而農莊的信條也被修正為「有的動物較之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動物稍有不滿,便會招致血腥清洗。結果清洗了無數次。這些清洗一次比一次殘酷,一次比一次不可理喻。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豬與人重新結盟,握手言歡。在新的獨裁統治下,動物們又回後到從前的悲慘狀況。讀者諸君都明白,此書不屬於那種蘊含教訓的傳統寓言,而是對現代政治的一種寓言或解構。對於書中所揭示的操縱語言歪曲真理的現象,以及革命後一切都沒有改變的悲涼。是的,它說的是「革命後一切都沒有改變」。汲汲要思考的是,這些清洗只是歷史裡頭的一次偶發意外,是動物群體中的一次集體竭斯底理,是歷史身裡頭的一粒污點,還是這根本不是意外。它是意料中事。它的發生都是預先張揚了。

博愛政治學

博愛,是法國大革命最響亮的三大訴求之一。法文原文中,這三個口號是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我們一般都將它們翻譯成「自由、平等、博愛」。法文中的Fraternite,原意正是手足之情的意思,換句話說,大革命之所以是大革命,正因它熱情地追求所有人都能去除人際藩籬,所有人都像兄弟姊妹一樣,不只和平相處,而是真誠相處。作為一個理想,Fraternite當然是好極了。不過,哲學家偏偏對此thinking otherwise。法國哲學家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曾經出版過一本題為《博愛政治學》的書,就Fraternite這個高蹈且高貴的社會理想,感到惴惴不安。Derrida追溯西方哲學歷程,看到了麻煩:人先想像自己是和諧、一致的,並以此建構了自己的身份(identity就是認同,使一切同一的意思),再以此對待外界、期待我們要求的世界。於是我們對別人的愛、對世界的愛,其實只是對自己的愛。在Derrida眼中,Fraternite指的不是博愛,而是狹愛。我們愛,先要想像整個世界消除了差異,每個人跟我一樣,要為我所愛,先得變得和我相似。換句話說,我們的「博愛」,是將與我不相似的異質成分排除在外。我們之所以理直氣壯地表明自己愛人,暗地裡正是激烈地將跟自己不一樣的人排除在愛的範疇以外,甚至將他推到「恨」那裡去。Derrida想指出的是,「博愛」的政治在於現實世界的愛,非但不是讓每個人都自然地變成兄弟姊妹,反而是讓每個人都霸道地要求別人變成自己的樣式;對於那些與自己不同,不能成為自己樣式的人,就公然歧視、賤待。而這正正是法國大革命為何一面鼓吹博愛,一面進行血腥屠殺的原委。

《博愛政治學》激烈地闡述西方政治最大的問題 — 不寬容。在許多人將「認同」無限上綱的時候,我們被要求的,不只是認同一個國家、一個政治理念,而是要別人跟他們都一模一樣,包括喜歡一樣的人,討厭一樣的東西,為一樣的事情感銘五內,或者悲憤填膺。

革命,推倒重來。推得到政權,要將在位者取而代之,但不等於人心歸順,也不等於人心轉化,更關心社會公義。人們或許只是從一種惶惑走向另一種惶惑,從一種矛盾走向另一種矛盾,從一種痛苦走向另一種痛苦。心靈深處的絕望和虛無,都在銷蝕人們繼續追求真理的勇氣。

是的,不同時代、經歷、觀點的人們對佔領運動的理解呈現了不同的佔領運動形像和佔領運動景觀,而政治自身的複雜性更提供了對「運動」進行多重認識的可能性。當我們尋找佔領運動,尋找對於當前社會有著深刻啟示意義的佔領運動時。我們就發現了佔領的複雜性,也發現了時代的複雜性。我們力求真實地理解佔領運動,但我們更不諱言我們對佔領運動的理解有著自身的歷史性。

詮釋學大師迦特默說得好:「一個人需學會超出迫在咫尺的東西去視看—不是為了離開它去視看,而是為了在一更大的整體中按照更真實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在希望與恐懼中,我們總是被最接受我們的東西所影響,從而也就在它的影響下去看待過去的証言。因此,始終必須力戒輕率地把過去看成是我們自己對意義的期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這樣的方式來傾聽過去;使過去的意義成為我們所能讀得見的。」承認自己理解無法擺脫自身的歷史性,並不是說我們的理解是任意的或歪曲的。我們應該始終以正確理解「事物本身」說的東西為目標。只是「事物本身」所說的東西將按我們變化的視界和我們向對象問的不同問題而有所不同。因此,承認自己理解的「佔領運動」的歷史性和時間性,正是真正的治學態度。

生活本身就是信息

眾所周知,和平佔中是以公民抗命來爭取普選,希望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提名和參選權利,亦希望普選能帶求一個真正向市民問責的政府。採取公民抗命的方式,是因為政府對合法的示威遊行不單視若無睹,更肆意打壓,公民抗命就是以和平非暴力、有限度違法的方式尋找公義。由於其目的不是要破壞法治,抗命者應勇於承擔法律後果,以示對法治的尊重。因此,佔中三子以及支持者,包括我決定於十二月三日下午到警署自首,體現這種承擔精神。

於我而言,廿多年的社會運動經驗,對「抗命」二字算是有點認識,有點體會,再激烈的衝擊也只是程度而已。反而「自我犧牲」更叫我着迷。舉言之,願意為我們犧牲的人才是我們的主人-這裡不是說時間上、心力上的付出,而是擔起具體的法律後果,也就是放低自由,感染人家,以圖締造一個更公義、更具尊嚴的社會。

當甘地在一個面談中被問道:「甘地,你有什麼特別的信息,想要傳遞給美國的黑人嗎?」他回答說:「我的生活本身就是信息了。若不是的話,那麼任何我現在所寫的都不能滿足這目的了。」(My life is its own message. If it is not, then nothing I can now writie will fulfill the purpose.)或許,自我犧牲本身就是信息,就是以身體明志:「如果好人必須把監獄填滿,壞人也必須在獄外孤獨終老。」

當然,人異言殊。佔領運動不是鐵板一塊。反佔領者的故事都相同,而佔領者則各有故事。不認同自首的抗爭者,以及不認同在此時刻自首的抗爭者大有人在,但我仍十分願意視他們為戰友,並且想在此分享「自首可以佔領人心」的信念:「人有惡的傾向,所以法律成為可能;人有善的傾向,所以道德成為可能。」至今,我仍選擇相信,人心會改,而改變人心才是真正的革命所在。

都已經四十五歲了,人家說:「四十歲前安頓自己身體,四十處後安頓自己的靈魂。」自首是我人生中最高貴的時刻。如果妳發覺我的眼睛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好吧,起行了,好好記住:投案不投降,自首爭自主。

自首後:12月4日下午七時十分

自首的確很簡單。十二月三日下午三時,當戴耀廷簡介了自首的注意事項之後,三子與陳日君樞機作首批自首人士,而我,則和吳錦祥醫生等五人作第二批。警署內人山人海,警察如臨大敵,情緒崩緊。我在指定的座位上等了五六分鐘,就同律師入房內進行自首。三名警務人員正襟危坐,問我姓名、地址、職業、電話等個人資料後,就問我要自首什麼。我說是在九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參與了在金鐘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阿sir看着手中的表格,說:「是出席非法集會嗎?」我澄清,是參與。他半明半不明的再問,是出席嗎?我再次強調我用的字眼是「參與」。他未有作聲,兩秒後說:「有沒有補充?」我邊說沒有,邊將手中「給警務署署長的信」交給他。阿sir按章將信件放在證物袋內,也邊封密邊遞上報案編號字條,然後以一貫的木無表情,說:「完成了,你可以出去。」

出去的時候,走到陳健民身邊,互相慰問,也很禮貌地等待朱耀明牧師、陳樞機等人一并完成,才步出海旁警署,回到群眾哪邊接受媒體訪問。作為一個「抽着三子褲頭的男人」,我仍負責開路,好讓三子能夠去到一個稍寬敞的地方面對群眾,作好交待。謝過來支持的戰友和學生之後,我的心情如釋重負-終於都自首了;又如履薄冰-隨時會被拘捕。背包裡的乾糧飲料披肩藥物,恐怕要每日攜帶,直至被捕那天。自首後不做大台咪手了。我給自己兩項工作,(一)是要好好整理這段佔領日子的日誌,預備在庭上抗爭;(二)傘落社區,跟三子轉型作深耕細作,哪裡有以不同形式在社區進行民主及人權教育,以及嘗試聯同各民間社會的群體草擬社會約章,為後佔領時期的社會發展謀出路。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而我,其實最想做筆者-錢可以比別人少,但是心靈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更柔軟流動,腦袋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想得更清楚,手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更知道如何把千百個字碼放在一起。不過既然時代在召喚,可以做得一日就做一日,可以做多一日就多一日,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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