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九合一選舉過去快兩個星期了，當選的當選，辭職的辭職，沒有人再把金錢和淚水獻給煽情的競選電視廣告，馬路上耀武揚威的宣傳車隊也作鳥獸散。但有這麼一個人，他令我印象深刻，一直無法忘懷。他沒有選上臺北市長，他沒有收回兩百萬台幣的保證金，他是78歲的趙衍慶。
趙衍慶是國軍退伍的老榮民，他那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讓他在連、柯兩人以外默默無聞的五位候選人裏脫穎而出。選前的電視政見發表會，他戴黃絲巾當頭套，假扮女人唱起了山東小調。反正時間有半個小時，他順便講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當時我們家是地主成分，我是為了躲避共產黨的迫害，歷經千辛萬苦來到這裏的。”這樣的開場白讓人頗感震驚，以至於雖然他後面提出的改善底層民眾生活的政見，都不如他的故事那麼吸引人了。“我在修中橫公路的時候，條件是很艱苦的，那時在那麼高的山上，我們一起去的人死了很多。”從1949年混亂的逃難經歷到九死一生的部隊服役生涯，眼前這剛完成令人哭笑不得的山東小調表演的老人，講出來的生命歷程卻是那麼驚心動魄。那些肆意撩撥觀眾情緒的職業政客，他們鏗鏘有力陳述的“豐富經歷”就顯得蒼白乏味了。
初次經歷臺灣民主，除了為看到選舉過程中，個個人過中年的候選人都像大學生一樣把自己簡歷從實招來的選舉形式感到欣賞以外，也為像趙衍慶這樣的社會邊緣人可以出現在電視上，而體會到這個社會的包容性。每個候選人在電視機前展示政見，也是幫助他梳理了自己的過去，現代人很少去想自己到底從哪里來，因此選舉結束之後，多少能有一些對自己生命的省思；同時，每個人參與選舉的動機不同，野心也有大小之別，好的機制讓每個想參與的人都有發出自己聲音的權利，不至於讓沒有進入主流社會的人群永遠地沉默下去。
富有同情心的人覺得趙伯伯的兩百萬保證金一定來之不易——他以拾荒為生，住在堆滿廢品的地下室裏，有時就睡在露天的長椅上，每天吃教會發放的免費飯菜過生活，錢一定是一點一滴存下來的。結果老人說，他曾經存過四百萬，全部被騙走了，現在的兩百萬大多是買股票賺來的。不僅如此，他還每週去一次夜店。雖然存錢經歷坎坷了一些，但他可以承受失去，並且能夠重新來過；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了一些，但他懂得調節，還能學會享受。在已愈古稀之年，選擇把錢花在參加選舉市長上，或多或少也體現了他的價值認定。雖有過度引申之嫌，我還是想起了歷史學家Edward Burns在總結古希臘文明的偉大意涵時說過的話：“那裏的人懂得保持一種質樸簡單的生活方式，而把精力投入在完善自己生命和愉悅自己身心的活動裏，不至於像同時代世界其他的地方的人一樣，活得沉悶無趣而不知所終。”
投票結束後的第二天早晨，趙衍慶從公園的長椅上醒來，得知自己成為柯、連以外得票率第三高的候選人，他說“我以為我零票，我有美麗回憶了。”那時候大家都為他感到圓滿。或許“我有美麗回憶了”的感歎只是一種孤獨的自我告慰，趙衍慶所代表的這一代人，是在當代的臺灣社會沒有容身之地的邊緣人，是在如今的臺灣歷史書寫中即將被擦去的部分，他們真實的心聲是“我以為我零票”。有人把他的故事和白色恐怖年代裏發生的澎湖713慘案相聯系，和二二八一起當成臺灣社會深痛的槍傷。我卻想起他曾經講過的一件軼事：“部隊要升我當連長的時候，我說：你們不返攻大陸了，我當軍人做什麼！“他們困守孤島的年代裏，鄉愁是大時代的宿命；三十年後回去，故鄉也已經面目全非。他和詩人周夢蝶一樣，在備受煎熬的孤獨國裏，那寒冷如酒和負雪的山峰，都已經淪為異鄉的遙想。
這是一個本土意識覺醒的年代，然而臺灣史的寫作除了塑造基於本省人主體意識的仇恨，是否也應該想想，”無惡不作“的外來政權裏那些無聲的普通人，是否也是悲劇本身。倘若不出這兩百萬，趙衍慶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就會淹沒在臺北嘈雜的車流聲中麼？當我們急於重寫過去以便重組現實之前，請讓我們記住那無數個趙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