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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過後的民主路障:有待清理的一些大難題

佔領過後的民主路障:有待清理的一些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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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持續了近八小時的真人、真事、實時的拘捕行動,有點像電影般播放完畢,整條道路給開通了。清場期間,路上的各種建設,極權政府及CCTVB不停說是「障礙物」,我們看到的卻是別的東西。如今,道路被清空了,一件不留,但我看到的障礙物卻多得很。蘋果拍到一幅重開道路後的圖,夏愨道天橋往中環方向左面行車線,還留有「公民提名」四個字,加上一個箭咀。讓我想到通往民主的這條道路,會是甚麼樣的一條路?要行,真的一點不容易!公民提名需要的,是一個擁抱民主、自由、公義的公民社會。我們有那樣的公民社會嗎?暫別佔領運動的反思中,有幾個大路障不能不好好處理。

第一,是公民對政治運動參與的理解問題。這兩個月來的觀察,或多或少,在大家的心目中,「參與」是有一種直線性的層級;那道「參與梯級」原來人人都內化了,那是一個有高、低層級的參與觀念,有些人的參與程度高一點、有些人卻低一點。

而除了參與者之間的層級區分外,行動也有不同級數。「升級」,是在整場運動裡天天都遇到的問題;我們的運動,操作起來時原來也是有級別。「升級」當然可以是指行動對政府施加的壓力指數吧,但我想,行動的層級化最後會把參與者也層級化,產生了很多問題。最明顯,就是造成不認識的群眾之間的指責。同時,又會造成朋友之間的猜疑。對參與者自己,則產生各種程度的內疚。這些對運動本身的意義,不容易作簡單判斷。

第二,是暴力與非暴力的策略取捨背後的理念問題。這是與上述的問題緊緊相扣的。行動層級化,本身是一個問題;對層級內各類行動的相對等級的想像,也大有問題。由最初學民衝進公民廣場、靜坐,到佔領金鐘馬路,是一種「升級」。然後,說佔領金鐘不夠,要多佔幾個地方,其後旺角、銅鑼灣、尖沙咀分別被佔,又是一種「升級」。接著,有人說多佔根本不能維持,於是不斷有人提出要包圍特首辦,也醞釀各種「升級」的想像。未幾,有人按捺不住去衝擊立法會、撞玻璃。最後,「升級」到圍衝特首辦、佔龍和道。

我們大概能劃出這麼的一條升級線,佔馬路比佔空地好,佔兩地比佔一地好,且越多越好。而性質的轉變,亦被看成是級數的提升,衝衝比鳩坐、唱歌、討論好,武力反擊比不還手好,主動暴力出擊的級數似乎又比反擊還手要高。

從非暴力走到衝擊,從武力反擊到暴力出擊,被說成是一種升級。支持升級的自然十分認這種線性層級觀念,反對的也在升級的話語中,不知不覺墮進一種膜拜暴力、或以暴力為終極殺著的社會行動觀念結構中。由少變多、從暴力到非暴力就是升級,那是一種甚麼樣的觀念,對民主運動的發展有何意義?

第三,是運動的領導(大台)問題。我們這一群人去爭取普選特首,爭取選一個領導出來,但運動期間不少人天天在說:這裏沒有領導、沒有大台。從此路進,那我們說要真正地普選特首以管治香港,是甚麼意思?如果沒有人能代表我們任何人,那我們要千辛萬苦地爭取一個可以代表我們的人或議會,應怎樣理解?

佔領期間在雨傘廣場中,人民與人民之間產生了互信的問題,運動被無限的、全面的去中心化或個人化,不單沒有有效地令極權政府找不到對手,反而讓暴力政權分化和虛耗群眾。若重新觀照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不難發現,議會內泛民分裂再分裂而被建制不斷蠶食,本質上可能反映了同一問題。

由我唸研究生的年代開始,我們用了超過二十年的時間,竭力地提倡和宣揚後現代或後結構的去中心化理念,倒頭來把我們的力量分散了,被政權分而治之、擊之,或牽引零散的群組互鬥,伺機全面擊倒。究竟去中心化的理念,在運動的實踐中應如何操作?反權威、反領導,是甚麼意思?實踐平等參與,就必不能有任何領導嗎?大台的指揮領導,跟Facebook的指揮領導,又有何分別?沒有路線整合,運動如何可以壯大?社會行動、民主運動有沒有可能沒有任何形式的領導?

第四,是與運動中不斷出現的「劃清界線」的問題有關。在金鐘清場前,有人深切憂慮較激進的抗爭者不會任由警方清場,有可能以武力還擊,於是建議攪一個拘捕區,讓不反抗被捕的抗爭者可以走進去,以免他們因警方與武力還擊者的對決而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建議有關做法的朋友,既是出自一種深切的憂慮,自然希望藉此救得多少算多少,那是純粹出自對現實的判斷而作出的一種關懷。可是,這無形中就把一些一同參與抗爭但路線不同的抗爭者,劃了出去,有可能使他們陷入一種更大的危險之中。萬幸是在昨天清場的過程中,並沒有像預期般有人武力衝擊警方,否則還擊者可能會得到更嚴厲的暴力對待,而自願被捕者又可能會因此有無限的內疚。

這些劃界的問題,在上月衝擊立法會當晚亦曾發生,衝擊後第二天,泛黨派及其他團體紛紛出來盡快與暴力衝擊劃清界線,其後引發了衝擊人士理直氣壯地試圖進行拆大台行動,據說有不少衝衝仔是因為那劃清界線的行動,感到被人遺棄而參與拆大台行動。

與劃清界線的做法不同,當晚張超雄真人示範了一種共同此心、但卻堅決在場以身體反對衝擊的姿態,展示了一種與劃清界線截然不同的運動道德倫理。然而,在場的衝擊人士,還是即場叫張超雄「死開」。在「劃清界線」與「在場以身反對」之間,固然難以衡量利害,若以「無限包容」的姿態處之,從運動的角度而言,又是否適合?須知道這些衝擊份子,不少正是因為不認同「包容」,才有此等行動,那「包容」如何才能不流於迂腐、對運動有所裨益?

這些大難題,與及更多其他大小問題,是民主運動往後發展必要用心處理的問題。周永康在被捕前一刻哭泣流淚,日後如何才可以別教今天的淚白流,就看我們如何在論述上裝備好自己、在意志上加固自己,準備投入這場剛開始的本土民主抗爭運動。

圖: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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