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抗命者的自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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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命者的自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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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醒祥@社工復興運動

「歷奇」是社工常用的技巧,英文是Adventure,在《牛津字典》定義為:冒險、奇遇,鼓勵參與者離開個人安舒區,進入不肯定、不可知及從未體驗過的挑戰和處境;透過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及危機感,讓參與者從親身經驗建立知識、技巧及價值觀,促進個人成長。

若參照此定義,我在2014年共經歷了2次個人史無前例的「歷奇」,為生命界限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2014年2月20日,我深一口呼吸,向上司遞上辭職信,辭去視為終身職業的外展社工工作,以「食穀種」及偶爾接Job的形式餬口,再以自由人身份跟隨「和平佔中」的步伐,選擇一種無償勞動的新生活,務求在這場運動上有所貢獻。

2014年12月11日,亦即金鐘村滅村之日,我再深一口呼吸,和一眾戰友毅然坐下夏慤道進行公民抗命……結果,我在18:42正式被警方拘捕,抬上開往長沙灣警署的旅遊巴。

參與歷奇,踏出第一步前,教練總會問:Are you ready? 兩次歷奇,兩次的第一步都不容易跨出去;深呼吸壯膽的動作,再大口大口地呼氣也不過幾秒便完成,反而事前幾個月由忐忑到猶豫到決定的不安才難熬。(詳情可參閱另一文章:《公民抗命的準備:與恐懼對話》)

一切不容易……過去一年,我努力說服自己:「儘管我不能成就一場令社會動地驚天的革命,但至少我能掀動一場屬於個人的革命。革命,就是需要不知哪來的勇氣。」是催眠也好,是洗腦也好,我不斷透過語言來建構自己的勇氣。

長期的自我鼓勵並非白做,使我在1211那天總算能心境平靜地直視恐懼,倒沒有想像的悲情;然而,那畢竟是迎接首次被捕的時刻,若說完全無動於衷大概都是騙人的。由10:00坐下至18:42被捕的八個多小時之間,我曾三度流淚,全都是被身邊戰友催淚所致:

第1次:為數約百多名巿民陸續在夏慤道和添華道交界坐下,大伙兒開始喊口號,以及不斷廣播被捕支援的資訊。正當我開始屏息靜氣準備進入狀態之際,發現身邊幾名「社工復興運動」戰友的身軀都在顫動,先是926便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Penny擱起眼鏡在拭淚,淚水一直流一直流;接著是嬌小的Charlie,起初是含蓄地飲泣,及後把臉藏在雙膝之間,紙巾抹完一張又一張;再看看身邊最親的人Ca,兩眼通紅得快要把淚水擠出來……

流淚是會傳染的,看著他/她們,本來冷靜的我也不由自主地滲出淚水,按也按不住。這一刻,我知道無聲彷有聲,我沒有說什麼「不要哭,加油」的說話,只是摸摸Penny的肩,拍拍Charlie的頭,以及默默地和Ca十指緊扣以手心的溫暖來呵護她。

第2次:下午時份,警察遲遲未作出拘捕,我們早已一股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直至咪手宣佈,82歲的麥婆婆在海富中心接受警方給予最後離開機會下,竟轉到夏慤道自願留下,理由就是簡單一句:「唔想啲學生仔孤單囉。」麥婆婆的決定固然令我動容,更催淚的是婆婆竟有幾分像我媽媽的身影,本已坐到腳痺的我由衷地大力鼓掌向麥婆婆致敬。

想起自己的媽媽,也自然戳中我的死穴;尤其我當天大清早就是在先陪伴媽媽去過醫院後,才匆匆趕回金鐘的。我乘著還有時間,致電回家問候媽媽檢查後狀況。媽媽早知道我這次的決定,她自然也把握機會問我現場情況;我儘量把回應答得簡潔,以免她識穿我在哭。明明還未知義務律師是誰,卻說有強勁的星級律師支援,不用擔心;又拖許寶(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落水,說我的恩師就坐在我旁,訛稱警察再瘋狂也不敢在大學教授面前亂來,總之就是不會有事……掛線後,我回頭再看看麥婆婆,久久不能言語,只是緊緊握著女友Ca的手。

第3次:警方在拘捕示威者至我前排位置,忽然稍作竭息讓警員飲水回氣,這時手挽手的我們不知在誰帶領下開始唱《海闊天空》和《國際歌》。唱到「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我索性躺下來仰望天際,心裡慨嘆似乎唱幾多次《海闊天空》,也難以驅走香港那灰濛濛及低氣壓籠罩的陰霾。想著想著,不由自主地又再哭了,身旁的許寶拍拍我,給我一個溫柔的眼神:「陣間警署見啦。」(當時沒想到坐在一起會被分開到兩間不同警署。)看著許寶的堅定,我想起六個字:「夜愈暗,星愈亮。」

恐懼,固然伴隨著我們,幸好身邊坐著一班不甘恐嚇的戰友……我不怕黑警,只怕社會很黑;我不怕恐懼阻擋,只怕自己投降。在人獸共處的梁振英時代,更需要同類互相取暖來保存低氧的火種,不讓熱血凝固,不讓爭取民主的同路人孤單。

清場不走的訊息:「我唔妥你!不願按你指示去做!」

從長沙灣警署出來,收到不少親友的慰問;但也有一些朋友不認同我的決定,認為理據不足,也有些覺得白白送死,大潑冷水,正好讓我在這裡交代自己到底在堅持什麼。

還記得,由支援罷課開始,除了守護孩子,也為了「我要真普選」這個純粹的目標。我當初的確是抱著「不撤回831人大決定不徹走」的信念留在佔領區的;可是即使經歷佔領七十多天,最終也無法撼動任何決定。如果我在這一刻忽然猝死離開人世,我應該也會因未如願而死不瞑目的。

不接受清場安排,佔領至最後一刻直至被抬離場,也就是微小的我以個人軀殼來延續這份不妥協的精神。即使政府根本不會關心一個他眼中的「二打六」在公民抗命,我也想擺出一份姿態來表達意願。

我明白這是負隅頑抗,但我只想把戰線拖延多一秒得一秒。如果星星之火真的可以燎原……抗爭,也就是靠這些原本無關痛癢的小火點積聚才能看到力量。

另一份堅持則是源於個人的倔強,也就是自己單純地想以最直接的方法來表達不滿梁振英管治班子漠視民意的態度。這個偽君子特首,競選前說什麼虛心聆聽巿民意見,競選後又說只需一本簿一支筆一張摺椅落區走天涯,為的就是收集民意;結果幾個月來,他連探個頭出金鐘村也不敢,更枉論直接對話了。面對這個大話連篇吹水王,佔領到最後一刻也就是我「擺明唔妥你」的一種體現。

或許有人覺得我只是在自我感覺良好,根本搔不到強權的任何痛處......可是,「堅持」也就是在一場無得打的戰役中唯一可用的武器,我沒有取勝的把握,但至少我卻從沒有被打敗過,並且一直捍衛著自己的尊嚴。

我是社工,就有社工之義

被釋放後,另一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會否有案底?會否被釘牌?」我在這裡不以《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的條文逐一細酌討論了。(詳情可參閱「復興」另一成員陳紹銘文章《社會工作ABC︰不關心社會能否註冊?──從「工作守則」看社工的公共性》)由決志當社工的一刻起,我已認定社工的使命理應促進社會公義、為基層發聲、倡導政策、令社會資源分配更合理、鼓勵充權和改善社會制度……在這基本價值觀及信念的前提下,到底是清白之身重要?註冊資格重要?還是實踐原則和促進社會公義重要?

我早已在之前的文章或演說表達過,若社工失去了社會性與公共性,就只是一名助紂為虐的維穩雜工而已。如果我沒有離開社福界,今年將是我當社工的第9個年頭;過去9年看著社工多番缺席公共事務,與近年興起的公民社會方向愈走愈遠。機構以政治潔癖為榮,同工寧做順民,任由中環價值佔領服務對象生活,面對權力失衡、政策傾斜及財富壟斷的變態環境,私下敢怒公開不敢言……社會工作,沒有「社會」,只剩「工作」。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次被捕並不是「曾醒祥被捕」,而是一名「社工被捕」。我不是要代表誰,我只想指出我是基於有社工這份價值信念才作出此決定的。當然,我是社工,也是公民;即使沒有社工使命,我相信自己同樣會作出此決擇,但當有社工這身份時,便令我更加義無反顧了。

我並不是要以身試法向社福界吶喊什麼,我在這決定上只是直線思維:這是社工應有之義,我便做了。當然,你可以和我再花三天三夜去爭論何謂「義」,但有些事對我來說2+2永遠不可能等如5,道理就是這般純粹,不被任何語言偽術搞垮。

我並不是要高舉「視死如歸」才是真社工的目標指向,相反我們必須跳出「誰付出較多」,「誰勁誰渣」的量化框框,否則我們便和那些沉迷FSA指引的同工及機構無異,只在追逐數字和比較的遊戲。

這裡說的,不是要同工模仿我被捕,而是鼓勵同工問問那些年的初衷是什麼?這份初衷是在求學時訂定的?畢業時訂定的?註冊時訂定的?入職時訂定的?到今天仍然堅守使命還是只剩下一份工作?在工作範圍是否已盡展社工為弱勢社群發聲的職能?還是容讓「偽政治中立」凌駕了服務對象被不公義剝削依然默不作聲?當有機會接觸高官權貴時,我們是爭取機會為基層表達訴求,還是自我滅聲?甚至以免得失選擇熱情款待,最重要是為機構拍一張高官大駕光臨的大合照?

復興,是抗拒「無思」

前線同工也好,管理層也好,只要在自身範圍盡力彰顯從社工訓練所領悟的社會公義,就已經是最具威力的「公民抗命」。

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同工每天仍要專注服務,投入令人疲於奔命的工作,但下班後依然堅持跑到佔領區作出各種模式的支持;對於這批同工,我由衷敬佩。我常常想,好些機構難得擁有這樣一批關心社會及民主觸覺的同工,理應加以發揮,讓社會服務重尋公共意識,為香港民主運動推動一把。我信「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機構的推動肯定比個人行動的意義更為重要。

社工,永遠無法與政治切割。要知道,民主最大的受惠者,最終還是我們原受剝削和打壓的服務對象;讓他們重返有權參與及發聲的位置,是2+2=4的顯淺道理。

「社工復興運動」中「復興」二字,擁有詞義上的原罪;有些同工認為「復興」的對立就是「腐敗/沉淪/墮落」,覺得「復興」在踩低別人來抬高自己,故很反感「復興」倡議的乜乜乜。我必須再三澄清,製造矛盾、尋找對立和營造鬥爭衝突絕不是我的原意;師承許寶的我信奉Articulation,著重反思進步批判及人與人之間的扣連,故本文所提出的並非要在業界搞挑釁對立,我只期望社福界可拋開弱勢社群福祉以外的現實計算,重回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的基本原則。

許寶曾引述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文章,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就是「無思」(thoughtless) 與「平庸」。一旦「無思」與「平庸」充斥社福界,即表示陳腔濫調、語言偽術及不假思索接受上級命令的犬儒生活將會重複上演。能坦然面對自己弱點和局限的人,才不會陷進無思與平庸;拒絕承認錯誤、追求「一貫正確」的人,只重視形象本身,對他人大概也不會有太多的關顧。

「公民抗命」一詞也許太沉重,但歸根究底那不過是人類追求自由、尊嚴和公義的動力。如果說所謂的「公民抗命」只是要求社工拒絕放棄思考,不當一個只關注結果的「無思人」,其實這只是一個很卑微的願望而已。

別說「復興」攪亂社會和諧,社會是被和諧攪亂的。社會問題從來不在公民抗命,問題是:公民聽命!套用《紅Van》金句:「大家無謂再呃自己話出面一切正常。」社工,不要只被辦公室四面牆困住,是時候認清走出社區重要性。

後記1:

過去一年,兩場歷奇,兩種體會,也徹徹底底衝破了我的人生觀。

辭工讓我明白人生不一定被工作/薪金綁架脅持,金錢也許可以買到很多東西,但終究無法買起一個人的傲骨。我不是天生比人倔強,我只是深明:當我沒有了信念,我什麼都不是。

被捕讓我感到生命及勇氣的升華,當駕馭了恐懼,我知道我的世界從此不一樣。這一刻,我並沒有為將要面對的法律程序而擔憂;相反,我想像到將進入一段反覆公民抗命的人生。

後記2:

感謝每一位為我憂心的親友,尤其是「復興」和「被捕支援隊」的戰友,可以想像您們的焦急就如我當日擔心邵家臻自首一樣:如坐針氈,七上八落。有一群人,為了追求社會公義、人權和自由,總會挺起樑脊,我慶幸遇上您們每一位;有您們互相取暖,信念才得以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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