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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成為手語譯者?──採訪傳譯的培訓和事業道路

怎樣成為手語譯者?──採訪傳譯的培訓和事業道路

圖:10月初,一群聾人到金鐘佔領區接達需要手語翻譯的訴求(取自佔中手語新聞啟動Facebook page)。

(獨媒特約報導)在Google網頁鍵入「手語翻譯」、「香港」二字,出來一大堆「訓練班」的宣傳資料。香港手語傳譯人才缺乏,急需培訓,聾人社群早已常在媒體控訴。其中有一個慈善團體是這樣引人入行的:「手語翻譯員頓成高薪厚職,時薪港幣$230至$320」,仔細看該訓練班內容,手語初、中、高三個階段,每課兩小時,合共37課。即是說,從完全不懂至完成高級班,只需57小時,然後就能投入翻譯工作。

手痕,再隨意鍵入「日語課程」,有夜校開辦基本至高級日語,全課程需花502小時。

手語譯者是聾人和健聽社會之間的橋樑,這個我們都知道了。問題是,這道橋,該怎樣建?因着這個問題,採訪了香港復康聯會的手語翻譯課程工作小組、嶺南大學翻譯系的教授,還有兩位聾人朋友,看看這「人才貧乏」的表皮以下,藏着怎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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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復康聯會手語翻譯課程簡介會,左起為聽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黃何潔玉、該會秘書長郭俊泉、課程工作小組召集人王觀智。

踏出第一步的培訓課程

黃何潔玉是香港復康聯會聽障人士服務網絡召集人,她目睹多年的傳譯員考核制度──早年曾辦過3屆,每年都有40多人接受考核,但能及格的只有數個,「手語傳譯員,是要浸的!」她強調:「培訓課程多辦3、4屆,可能已經青黃不接」。

2008年統計處發佈資料,全港被稱為「聽障」的人口有9萬2千,但當中包括了弱聽、年長退化的人士,真正依靠手語溝通的人數,無人得知。是以,多少個手語譯者才足夠應付需求?也不知道,香港聾人服務機構都各自循不同渠道估算。

今年,復康聯會舉辦了第1屆專業手語翻譯證書課程,達教育局資歷架構的第3級。課程有80小時理論課、20小時實習,合共100小時。黃太解釋說,課程時數和內容是由不同服務機構、中文大學、聾人、手語譯者代表議定的,「但因為入學時要求學生必須先完成100小時的初、中、高級手語課程,所以說200小時才對。」

課程的工作小組認為,在法庭工作的手語譯者,是水平最高的一批,所以邀請了他們參與課程設計,集中訓練法律詞彙,以及譯者面對不同的情景時,該如何對應。現時,法庭手語傳譯的需求是多少?黃太謂現時沒有特別數字,「大概有幾次。」

除了法律範疇,課程也會專注訓練學生在會議、房屋、社福、醫療共5方面的翻譯技巧,整個課程會教授850個詞彙,還有句子、對話練習。復康聯會秘書長郭俊泉說:「我們全是做社會服務的,知道聾人在這5個範疇最有需要,其他例如康樂那些,翻譯質素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水平。」

近年也多了聾人進大學讀書,也面對沒有翻譯的問題,但大專那種學術水平,有多少譯者可以支援?現存受資助的聾人機構中,譯者10隻手指可以數完,「往後或會多一點,但不能為了一兩個聾人去讀書,就犧牲我們其他會員。」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聯青聾人中心麥惠云謂:「如果談優先次序,一定是會員的需要優先。至於大專院校,對翻譯員也有基本要求,必須有大學畢業程度,現在翻譯員不是人人都達到這水平。」

對課程的工作小組來說,「聾人文化」也是譯者必須掌握的知識,郭先生是這樣去演譯這個詞的:「我們其實不想分健聽和聽障,但聾人常常覺得我們不理解他們。健聽人說話,先有一個subject、一個object、一個verb,但聾人用sign代表說話,用的詞彙和文法都不同。」黃太補充,由於不同年齡聾人用的手語,都不盡相同。課程有850個詞彙,工作小組得請每個聾人機構派代表,逐個詞彙投票,決定究竟要教哪一個。這個「手語不統一」的問題,很讓工作小組頭痛,「這個課程希望能做出一套比較通用的手語,用這個小小的平台去擴大,往後在課程中用。人是會被淘汰的,所以希望愈來愈多人跟從這套課程的手語。」不能人人一樣,但總可接近一些,是小組成員的想法。

都說香港的手語譯者人手嚴重不足,這個專業手語翻譯證書課程一出爐,有興趣當譯者的朋友,都關心課程畢業後的出路問題,就此,黃太慨嘆:「這是雙輔雙成的,我們常爭取電視要有手語傳譯員,但電視台也會反問,現時有沒有足夠的人手?」以往缺乏培訓,就算有人願意聘譯者,也不會有人做,所以就業市場不會有「手語譯者」的職位。現在,培訓課程出來了,譯者的出路仍不算多。「第1、2屆能獲推薦往法庭的畢業生,出來應該也會找到工作的,往後就不知道了。」

唯有人手足夠,僱主才不會有藉口拒絕聘請,「所以這樣是互動的,總要有一步踏出來。」郭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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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潘頌詩

聽聽聾人怎樣說

「其實,這個手語翻譯課程,內容是誰定的?考核怎樣安排?有沒有人聾人參與呢?」潘頌詩是聾人,得知復康聯會辦的課程,很是關注:「如果有機會,我很願意幫忙。」

經過重重評審程序,找來各方代表擬定課程內容,最後獲官方批准的傳譯課程,但對潘頌詩來說,似乎不足夠:「是小圈子,幾個聾人服務機構辦的課程,當中忽略了很多具潛質的聾人的聲音。」

潘頌詩在小學當兼職老師,也同時在教育學院修讀特殊教育學位。這個學位課程,入學時需要面試,負責的譯者就是一位正也報讀相同課程的朋友,「她在我的面試房做完傳譯,轉頭就輪到自己應試。」獲取錄後,教院願意提供資金,聘請手語譯者──每3小時的課堂,安排一位譯者,不停譯不停譯,到了課堂後段,重要的資料漏掉,影響質素,也影響譯者健康。但,大家都沒有辦法,因為資金不夠聘請兩位輪替。

潘頌詩希望手語譯者能真正成為一份有薪的事業,質素可以從而慢慢提高。現在,她擔心的,是如果譯者都是業餘,萬一出現問題,如把重要資訊譯錯、違犯保密條款,都無從投訴。

專業手語翻譯課程工作小組,對此的看法是:「香港沒有手語翻譯員學會或專業註冊局。我們重視這問題,聾人圈子不大,誰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都應該會知道,但現時沒有投訴制度。」

另一位聾人朋友Mary,50多歲。她說香港早年情況更糟,由於完全沒有手語譯者,身邊年紀較大的聾人朋友,根本沒有使用傳譯的習慣。現在慢慢地,新興了手語傳譯這門行業,聾人機構就算有提供傳譯服務,老一輩的聾人仍沒法接觸相關的宣傳資料,有事起來,還是主要靠家人協助溝通,或用手寫筆談。

從廿多歲走到現在,Mary很唏噓:「手語譯者的能力,一直沒變,或許有一點點勉強的進步吧。」她說,早年的手語譯者,愛把聾人當成小孩子,發生不平事,一股勁說算了算了,勸聾人罷休。去診所,見到醫護人員嘴巴不停動,譯者卻只譯出一兩個字,聽不見也知道譯漏了大半。Mary寧願不多講,回去把病情跟別的聾人朋友討論,得到的意見反而更多。

現在呢,譯者人數愈漸增多,但常跟聾人社群相處不足,譯者擔當溝通橋樑的角色,但自己也常跟聾人出誤會。Mary想當年:「我們老一輩的,很喜歡一位姓郭的譯者,他接觸聾人多,完全能了解我們的手語,我們無論說些甚麼,他都一定明白!他也很熱心,很主動幫助聾人。現在的譯者,手語很多都打得一點表情都沒有,像塊木頭,我們沒興趣看,沒新鮮感。」

我心目中的理想譯者

說起怎樣才是好的手語譯者,人人心裏想的都不一樣,眾說紛紜。潘頌詩除了在教院上課,也常出席大小聾人活動,很重視手語譯者,「怎樣才是好的譯者?第一,是用心,願意跟聾人交流,連結在一起。第二,不能用同情心對待聾人。」潘說聾人往往看得出那種「你真慘,我來幫你吧」的面孔,很抗拒。「第三,手語真的要流暢。很多譯者缺乏訓練,連手語都沒打好。」

Mary:「好的譯者,跟聾人要好像一家人一樣,常常待在一起,向我們講解基本的時事,讓我們明辨是非。」她有點抱怨說,現在的傳譯員,好像很少想真正地聽聾人的心聲,跟聾人做朋友。

復康聯會的手語翻譯課程,也是以提高譯者的質素為己任,問起這些「質素」包含些甚麼,黃太絮絮而談:「譯者不能把主觀的想法放進去,面對嚴肅環境,心理準備要充足,如果在法庭中,翻譯錯了,影響會很大,所以要忠於原本說話者的意思。翻譯員不能把自己的感覺放進去,翻譯員要接觸很多人和資料,一定要保密,有些代表機構做傳譯的,回到自己的機構也不應該講。」

Mary心中卻認為是這樣:「是,有時譯者在傳譯過程中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倒覺得是好事,這樣可以讓我們聾人多學一點。」

潘頌詩對這一點的意見是:「譯者把內容準確譯出來就好,不該加鹽加醋,如果看不明白,或有意見,聾人自己有責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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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佔領區民主講台遍地開花,有手語譯者自發組織起來,擔任手語翻譯(取自佔中手語新聞啟動Facebook page)。

從學術的角度

看來,要把手語傳譯這個專業整理、管理、提升,除了辦一個訓練課程出來,尚有一大堆仍沒被觸碰的空間。而在英美,手語傳譯發展為大學裏的學科,學生讀完學士學位出來考獲執業牌照,可以視之為終生職業般發展,有興趣的話,更可以投身研究院,碩士、博士一直讀上去。

在嶺南大學翻譯系翻譯系助理教授陳美紅認為,一般人不只對手語傳譯不夠重視,對整個「翻譯」的觀念也很模糊:「人們對翻譯很多誤解,是知識的霸權,常常以為知識是要『原創』的,演譯別人的東西,就是次要,有時,連譯者自己也一樣這樣想。」工作時,譯者往往認為自己只是來配合別人,以為自己不及其他人重要,其實傳譯不光是腦袋裏的活動,周邊的環境配合非常關鍵。

「傳譯不是一個人的工作,手語傳譯員常常覺得自己是次等,加上服務的是弱勢社群。假設我是習近平的傳譯員,我有本事出聲嗎?我可能有自信提出很多要求。」但如果服務的是聾人,去醫院看醫生,醫生會不會願意配合譯者的工作?會預早讓譯者知道醫學報告中的專門名詞?會跟譯者合作,一起想想怎樣告訴聾人壞消息?這些問題,陳教授一股勁地提出。

傳譯本已不多人瞭解,弱勢的聾人社群、手語譯者的工作,更不會有人知道,「所以手語傳譯是雙重弱勢,讓他們無法爭取適合他們工作的有利環境。」陳教授道。

要塑造一個專業的手語傳譯課程,除了現有的醫療法律房屋等範疇外,陳教授說要做的還有很多:「手語傳譯需要更多正規培訓,理論與實踐配合,要明白做這些有甚麼意義和價值,而不是一味做做做。手語傳譯員常常對自己的身份有疑問,在甚麼時候作甚麼選擇,對社會發揮甚麼作用?這是重要的。」

除了譯者本身需要訓練,普及教育一樣重要。聘請手語譯者的政府部門、公司,僱主,對手語傳譯都不太認識。香港手語是怎樣的?跟口語有何分別?如果不了解清楚就安排譯者來工作,容易影響質素,誤會也頻生。

另外,受眾教育也十分缺乏,聾人對譯者的質素,往往存有很多期望。聾人如果看不明白譯者的手語,很快便會認為譯者有問題,其實,香港手語並沒有很多對應健聽社會的詞彙,「像最近的雨傘運動,那麼多有關公民社會的政治詞彙沒有手語,譯者必須即場創作,一點都不簡單。」

手語譯者提供的是「服務」?

聽陳美紅教授講她的本行──中英語傳譯,她說這是「專業」,但一說到手語傳譯,她便改口說這是「服務」,兩者有何區別?陳教授說:「因為在香港,手語傳譯仍沒有發展成一門專業,讓從事的人可以有足夠的收入。」很多人成為手語譯者,是道德、宗教上的呼召,收入來源就必須靠其他工作。

這樣會有問題嗎?「有,這樣的手語譯者,無法持續進修,鑽研這門學問。他們也沒有時間投入於這工作。團隊鬆散,誰叫我去做就做,今天是甲機構,明天是乙,做完了也沒有團隊的支持,沒有回饋,整個過程都是業餘的,水平參差。」有時,手語譯者收到電話,明天就有工作要做,想推也不行,也可能明明今天說會有薪金,但明天卻說沒有。這樣的行業生態,做起來,「很沒癮,做得很委屈,或這團火很快就會息滅。」

我們健聽人,上街、看電視、申論公共服務,接受資訊容易,也很習慣參與城中每一件事,但聾人不能。陳教授第一次看到手語,就很喜歡,覺得責無旁貸,一定要跟聾人走在一起。聾人不能自己單獨行,要有政府、商業、非牟利機構、市民一起參與。手語譯者的存在,除了是聾健世界之間的橋,更彰顯香港弱勢社群有機會打破限制,提供向上流動的機緣。陳教授認為,如果社會能做到,是一個很好的模範。

「如果沒有傳譯,文化之間無法交流,文明無法發生,人類社會文明的推進,往往因為有外來文化,衝擊了本土的文化。如果不跟外界有接觸,文化不會有發展。」看來聾人和健聽社群,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