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恐懼，為了自保，一個有權力的人會想盡辦法堵漏，封掉所有可能釀成意外的東西，哪怕他了解那種可能其實小得不像話。出於恐懼，為了謀利，一個知名學者可以厚顏撰詩，極盡諂媚地頌揚今上，哪怕他的教養和直覺會告訴他，這是種多麼丟人的事。這種情況這種人，我們一般都會說他們可笑而無恥，埋沒真心，甚至喪盡天良。那是因為我們以為，就連他們自己也不會相信自己幹的是對的，他們自己也不能認同自己所說的那些話。一個人的言行若是違背了他自己的信念與原則，這豈不是種道德的敗壞？而且它還是明知故犯的道德敗壞。任何人要是出了這種問題，恐怕都不能夠心安。所以我們在譴責這些人的時候，常喜歡用上「捫心自問」之類的說法，意思是要他們挖掘自己的內心，坦然面對靈魂深處的真相，看看自己有沒有辦法做到與自己和解的安穩境地。
我很相信人是需要與自己和解的，因為要一個人承認自己是個惡棍，並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所以多數「壞人」都不認為自己很壞，一個惡貫滿盈的貪官也總得有面對子女的時候。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是對的，好的，正義的。他們一定要找到一個可靠的東西來支持自己，證明他那些表面上很丟人很難堪的言行，原來在另一個層次上（最好還得是更高的層次），竟然是站得住腳的。
或許這就是為甚麼我的朋友會發現那些和他一起開會的專家，滿口最荒謬最沒有人味的政治效忠言語；同時卻還能一臉正氣，語氣誠懇的原因了。當然，這絕對可以是段很入戲的演出，但會不會有那麼一絲機會，他們正在努力逼使自己相信自己正在說的宏大道理？那些意識型態的宣傳，那些非日常的官腔，本來是大家私下嘲諷的對象，沒人拿它們當真。可是現在，他們必須學着接受，接受它們如接受天底下最崇高最正確的真理。
唯有如此，他們才能與自己和解，確定自己沒有矛盾，沒有違反自己的信念。因為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所說的一切，例如「這是個盛世」，「習大大是毛澤東以來最英明最偉大的領袖」，「全國文藝界都該反省過往的缺失，領會習主席講話背後的真理」。這麼一來，他們在道德上就沒甚麼好指責的了。不只不可指責，甚至值得欽佩。因為此刻他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是我們在一個庸俗的角度上看，才會覺得他們擦鞋拍馬；可是他們曉得，他們比誰都更接近真實。他們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正義的化身。由於他們在一個更高尚、更深遠的存有層次上正確，所以眼下這一點點凡人眼中的失節和錯誤，全都變得那麼渺小，那麼地微不足道。
要做到這一點，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因為此刻他們所投靠的那套價值觀，本來就有它「正確」的一面，那一面既是來自歷史，來自一個長年掌握權力、不停運轉的意識型態機器；也來自這具機器饒有成效地把它打進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也就是說，我接受的這套價值，是套「一貫正確」的價值，而且還是社會上多數人都不會反對（或者是不敢公開反對）的價值。
再說吧，在抽掉任何具體關涉，放棄了任何深究的念頭之後，那些為人質疑訕笑的意識型態語言，聽起來也還真是那麼地正確。比如說禁掉一些描寫小三的影視製作，是為了「導正社會風俗」；難道「導正社會風俗」有錯嗎？封掉一些人的嘴巴，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因為穩定對今天中國的發展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難道社會穩定不好嗎？中國的發展就不需要穩定嗎？他們誇張地讚揚習近平，因為他大力反貪，因為他說文藝作品不能只是拜金；你能不同意嗎？莫非你覺得貪腐不錯，文化全該媚俗地倒向資本？
久聞前南斯拉夫的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我卻是最近才透過中譯瞭解到這位作家的偉大。在其短篇小說《鮑里斯．達維多維奇之墓》裏頭，恰好就有一段文字，入木三分地刻劃了這種與自我和解的荒謬。小說裏的主角諾夫斯基是個把一生都獻給了革命的傳奇人物，但也和許多早期共產運動的志士一樣，後來卻遭到黨和國家的肅反，丟進大牢，遇到無情的酷刑與折磨，硬是要他承認一些自己沒有犯過的重罪。同樣的場景，亞瑟．科斯勒（Arthur Koestler）也曾在其名著《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寫過，可是丹尼洛．契斯卻要比他更狠更精準：
「諾夫斯基拖延着質詢的時間，試圖在供詞裏──這可能會是他死後留下的唯一文件──加入一些措辭，通過精心的自相矛盾與誇張手法，不僅減輕他最終的潰敗，還能暗暗告訴未來的調查員，這篇供辭的整個架構都是建立在靠折磨壓榨出來的謊言之上」。換句話講，他在試着「不屈地屈服」，苟延殘喘地為後人留下一絲真相的痕跡。
而負責審訊他的調查員費杜金，他則「非常清楚，這份長達十頁、密密麻麻打出來的供詞完全是杜撰出來的」。但他工作認真，「在漫長的夜裏用兩根手指笨拙又緩慢地打着（他喜歡事事親力親為），努力從某些假設推斷出合理的結論，如此編造出來的。因此，費杜金感興趣的不是所謂的事實或人物，而是那些假設和對它們合理的運用」。可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個埋沒良心的人。不，調查員費杜金只是埋沒了事實和「表面的真理」而已。
丹尼洛．契斯以第一人稱的聲音冷靜地分析：「我相信他們所依據的都超越了狹隘的自我中心的目的：諾夫斯基拼命要在自己的死亡與潰敗中保全的，不只是他個人形像的尊嚴，還有所有革命志士的尊嚴，而費杜金在杜撰與假設之時，拼命想保住的則是革命正義以及施行這正義者的嚴苛與一致性：因為摧毀一個人、一個微小的生命體的所謂真理，總好過更高層次的利益與原則受到質疑」。費杜金在審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殘暴，並不是因為他很變態。相反地，激起其恨意的：
「正是被告這種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他們想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那點微薄的真理的病態需求，而所謂的事實只會瘋狂地繞着腦殼打轉，毫無進展。他們這種盲目的真理無法形成一種需要犧牲的、不關心也不能關心人類弱點的，有着更高的價值與正義的系統，這激怒了費杜金。對費杜金而言，出於責任簽字招供是合理的，更是符合道德的行為，因而值得尊敬；無法理解如此簡單明白的道理的人，都會變成他的死敵」。
荒謬，但是現實。越是受到質疑，一個嘗試與權力及自我雙重和解的人，就越有需要覺得自己正義。所以一個人完全可以一邊無情地痛打他心目中的暴民，另一邊卻感到自己的心情宛若期盼子女懂事的慈母。而且你對他的每一句咒罵，也都成了他那崇高正義的證明。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