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當上小天使的「老五」，就是在這個「福」字垃圾桶死過翻生的。
某日珍姐經過垃圾桶，隱約聽到聲音，她掀開桶蓋見到一個盒仔，裡頭有五隻剛開眼在嗯嗯叫的幼犬。如果沒被發現，只要往裡頭扔一袋垃圾，狗仔隨時燜死。
其中一隻狗仔的腳好像有毛病，珍姐叫牠「老五」，送牠到就近的屯門獸醫診所。那兒的姑娘用紗布包紮完就打發她走，但珍姐嫌她馬虎，抱小狗跑老遠到深水埗再檢查，卻發現牠的後腳斷了，要留院。
遭人遺棄已經慘，只剩三隻腳仔就更倒楣了，萬幸是至少有人關心。休養期間，珍姐除了當看護，還做奶媽。「狗仔未戒奶，早上飲茶會揹埋牠出茶樓，餓就餵奶。」後來有人提出收容，珍姐怕對方嫌棄「老五」殘缺，於是約法三章，要求新主人定時發來照片，確保人家把牠養得肥肥白白。
五十三歲的珍姐是退休食物環境衛生署清潔工，經常與垃圾桶為伍。珍姐說，她從垃圾桶裡裡外外拯救回來的大小動物，貓仔大概有二、三百隻，狗更多，數不完，另外還有雀仔和兔仔等。「那些貓狗好可憐，有些眼未開、胎盤未脫，甚至有流浪狗被狗群『圍咬』，要在脖子縫十多針。」
垃圾桶不是接收廢物的嗎？怎麼會有小生命？還是垃圾桶太就手，也太有效率了，但凡不想要、不想費神的，扔進去便一了百了，眼不見為淨？
對於這些從垃圾筒檢回來的小生命，珍姐一律以仔女阿媽相稱。又其實，她連人仔也收養。
二十年前，鄰居的鳏夫病了，請求珍姐代照顧七歲孩兒，而那時珍姐的家境也好不到哪去－－丈夫有外遇離家，她一個人兩個娃一個紅白藍袋加一張床墊搬進公屋，真正的「家徒四壁」。但日子縱難捱，她還是答應出手襄助，只是沒想到鄰居竟然確診為末期肺癌，一個月後便去世了。從此她一個女人靠倒垃圾養活三個娃。
那些年，在市政局（食物環境衛生署前身）跟垃圾車是女工避之則吉的工種，因為當年的垃圾車還未電動化，垃圾桶都要靠兩個工人協力抬起倒進車輛後槽，體力稍遜便吃不消。但珍姐專挑這工種，「那時候年輕，頂得住」，潛台詞是「鬼叫你窮呀，頂梗上啦」。
那是因為當年市政局有這條潛規則：垃圾車工人只要能趕在中午前清倒好垃圾，便可收工。至於下午時段，休息可以，兼職也成。珍姐沒本事用閒下來的下午「攤抖」，反而當起小販多掙幾個錢。後來將近退休，珍姐還被調到名字好型的「特遣隊」，實質是被派到交通工具去不了的山上，用人力把一袋袋垃圾扛下山。這工作好「金」，猶幸居民有公德心包好垃圾放門前，沒散滿一地，否則便更吃力了。
窮日子是苦，但挨着過，終究帶大了幾個娃。旁人看珍姐好不容易「甩身」，但十多年前，她竟然開始收養被人棄養的小動物。她要餵飽六十隻貓狗，坐食山崩，退休八年，把退休金都投到自設的貓狗收容中心去了，連金器首飾也掏出來變賣。沒辦法就借飲茶之便，掃走茶客的菜頭餸尾「幫補」口糧。幸好酒樓工友有心，每日把一兩個裝滿湯渣的發泡膠箱留給珍姐。
我跟隨珍姐收湯渣，看着她逐一撿起尖骨，免「仔女」進食時受傷，臨行還刻意留一小袋湯渣在垃圾站前。她說，新界地方有不少流浪狗，怪可憐的，清潔工人有時會忍不住餵食，然後一人一狗「行孖咇」開工。當然，這種情況在市區很難出現。
取湯渣，來回要推半小時腳程的手推車。途經前身是廢車場的荒地，珍姐說車場東主搬走，留下看門犬，牠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無奈呆坐門前。「我走過去頸繩一拉，牠便跟我回去了。」彷彿一直在等一個人。待經過另一個工場，一對外號「黑白雙煞」的門口狗立即迎上，原來也是珍姐的「食客」。
好奇問，有人養，還要你餵？「狗主吃剩飯盒，牠們才有飯開；要是吃光了，牠們就挨餓。」你的積蓄都快花光了，自己有吃飽嗎？「我自己食得幾多？一碗飯都過到日子，最重要開心。」動物有靈性，收容中心的「仔女」知她攰，會搖頭擺腦過來錫啊哄啊，她一見就樂。我們還遇上一對「老相好」老狼狗Ruby和貓咪「大嚿」，這一貓一狗有情有義－－「大嚿」不在，Ruby吃不下嚥；待Ruby不在，「大嚿」也不會獨個開餐，就是要等齊才開動。
那麼人呢？珍姐遇過傷透心的人，但也認識了令人暖烘烘的義工。數月前，一個特別少話的義工開始來幫忙，某天他忽然說，收容中心的外牆鐵皮很破了，最好蓋石屎牆。珍姐說僱不起工人，義工拍拍心口説，只要珍姐出磚頭錢，人力他來解決。結果他招來十多個義工，一天之內搭起外牆，把收容中心變成一個穩妥的家。最近天冷，又有人捐出窗簾，掛在籠舍前擋風。
說到這裡，珍姐喜極而泣。
兩年前，珍姐確診腦瘤，想過暫不接收新動物，還努力找接班人。
話雖如此，在路上見到流離失所的小動物時，她又心軟。「畀漁護署執番去，過四日就瓜，點捨得。」始終，珍姐緊張四隻腳一條尾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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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是次採訪，為「再見垃圾桶」項目的內容。感謝WYNG Foundation贊助本計劃，讓我可以透過研究和公眾參與等形式，挖掘和分享垃圾桶裡頭的層層故事。
朱漢強 X 「會社民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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