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吶喊》
那位14歲的小女孩，在「連儂牆」以粉筆塗鴉後所遭遇，確實是極不尋常。一反往常慣例，例如是警方在於申請保護令的主動性；又有違往常的程序，並沒有先徵詢律政司意見。
面對閉門造車的政府，意見的表達變得困難、變得危險。或者，仍有意見認為警方絕對有權作出相關安排。我們不禁會問，既然引起相當的質疑，當局有否嘗試理順這些問題，而權力的限制又在那裡。
《明史·職官二》所指「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即使在人治皇權的社會，「言諫制度」仍是表達政見的通見方式。 因此，又有謂「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在香港，竟然被看成一種病。
自回歸後，很多人都擔心「鐵屋的建造」，籠罩整座城市。事實上，香港的現實環境，迫使大部份人生活在忙碌的工作中。當權者藉以此溫水煮蛙，在不同範疇漸加上種種限制。如魯迅先生吶喊自序中所言「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
然而，跨過夏慤道的一刻，香港已經不一樣。
市民對香港欠缺受認同的限權制度：在民主自由受損時，感到無力反抗，意見訴諸於社會運動。面對錚錚的訴求聲，政府仍可視若無睹，卻依仗旁敲打壓。在市民眼前的，是一個政權如果連粉筆塗鴉也施以高壓，那麼可以對任何一個市民施加罪名。在國內，有「尋釁滋事罪」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亦強調以法治國。然而國內發生的若干事件，可以說是「於法無據」嗎？若香港政府要走向這極端，只怕是令管治的困局雪上加霜。
有效制衡權力的制度在香港是必須的。民主制度則是現行比較有效的制度。若追求民主是病，那什麼是正常？可能，仍有人覺得這些都是與自身無關的「個別事件」。縱然在佔領運動期間，他們會不斷期待再坐電車，即使己好幾年沒坐，甚至在他們的生活中早已沒有這名詞。
儘管如此，我們還希望盡力使這個城市變好，令自己的城市可以繼續能生活。一直下來，我們追求民主制度，為保存香港的優勢，我們希望建構有效的權限機制。因為我們都相信魯迅先生的信念：有人醒了，慢慢地，亦可以衝破鐵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