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回應王卓祺教授一月十日刊登在《明報》觀點版的文章《「生於憂患」的青年世代 —— 回應莫哲暐傲慢與偏見的批評》）
王卓祺教授抽空回應拙文《生於憂患，有種責任》（《生》），本人先表謝意。教授提出了不少質疑，本人現逐一回應。
教授最主要的批評，應該是認為本人及所謂「八九十後」混淆了憂患的主觀與客觀意思。例如提出「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這口號，就是低水平的分析結果。教授認為，只有生在戰亂時代，方可叫做「生於憂患」。
《生》文詳細述說徐復觀先生提出的「憂患意識」，教授似乎認為那是「主觀的憂患」，而非「客觀」的。從字面看，「憂患」與「憂患意識」確有分別，但儒家學者如何說？牟宗三先生謂：「憂患的初步表現便是『臨事而懼』的負責認真的態度…… 永遠處在憂患之中，持著戒慎虔謹的態度，天命才可得永保」。唐君毅先生則謂：「儒者不僅能安於貧賤與世俗之憂患，亦能安樂於富貴與世俗之幸福…… 此乃兼安於幸福與憂患，而肯定一切世俗之憂患與幸福之價值之精神也。」由此可見，所謂「憂患」，重點不在於外在環境，而在於精神心境。不論貧富休戚，最重要的是內心保持「戒慎虔謹」，以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強硬分開客觀與主觀的憂患，並不符合儒家的理路。
佔領運動正好顯示不少年輕人有「生於憂患」之心境。即使真的要談「客觀憂患」，當今香港雖非在戰亂中，但也明顯百病叢生：高官腐敗無能、財閥殘民自肥、貧富越趨懸殊、制度開始崩壞、自由飽受衝擊…… 如此種種，教授不可能看不見。要進步，必要「比上」，學習比自己優勝者。不斷「比下」，說黎巴嫩、伊拉克等戰火連天，其實是逃避責任、合理化現狀。
至於教授有關討論資本主義的部分，本人實在無法抓住當中重點。教授突然說：「就算剝削概念是成立的，剝削比壓迫還是好得多」，實在不明所以。教授或許是認為本人完全否定資本主義，故嘗試提出資本主義也有好處。其實本人並無視資本主義為萬惡之源，只是反對高舉市場至上邏輯去評斷人之優劣。教授在文章《等而下之》中，確實以跨國企業轉而聘請外國及大陸「尖子」為據，批評香港年輕人平庸。教授又謂：「市場及國際競爭並不會由於一些80後、90後追求民主理想而加以優待」，看似是提出客觀事實，但明顯也是做了價值判斷：市場比民主重要。本人批評教授「實質資本主義」，不是全盤否定資本主義本身，而是反對把人異化為純粹的市場生物。
教授的思維，與香港主流意識所差無幾：奉市場經濟為指導思想，人之優劣皆由市場決定。「上進」、「成功」就是「能找到好工」，而「好工」就是「賺錢多的工」。此等思維，乃把人貶抑為純粹的經濟生物。為何香港一定要「高速發展」？一定要當「最自由經濟體」？現今某些青年，就是不想在走這條路，希望我們的城市可以更多元、更有人性、更公道、更「正常」。教授引龍應台的話批評「小確幸」心態，但尋找金錢以外的價值甚或幸福，有何不可？為何我們的城市不可以慢一點？為何我們不可以對文藝工作有多一點尊重？有青年開咖啡店，與他人分享自己所喜愛之事物，提供悠閒空間，為何就必然是「自我感覺良好」，而不可以是「為冰冷的城市注入感情」？即使不談所謂的「小確幸」，那民主呢？自由呢？難道此等原則與價值，統統要以金錢來評斷？做記者、加入社區組織等，人工低、福利少，就代表是「廢青」嗎？這不是頹廢不上進，而是希望改變我城的發展模式及主流意識。這不是「偏好」的問題，而是「價值取向」的問題。
教授認為儒家君子之說，「止於『心性儒學』，未能進入政治制度建設，抗衡西方正逞（呈）現敗象的民主制度」。儒家仁德之說，要轉化為現代政治制度，確非易事。但新儒家學者其實早已指出儒家與民主能互相契合，不明教授為何認為儒家當「抗衡」「西方」民主制度。首先，民主制度確源自西方，但不代表不能實行於其他地方。強調「民主制度」是「西方」的，明顯是故意把民主與中、港現存專制政權之別，講成為中西文化衝突。南韓與臺灣皆實行民主，且越趨成熟，他們是「西方」嗎？一九五八年，唐、牟先生等新儒家先賢，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儒家思想可成為民主之基礎，兩者非互相抗衡：「從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並一貫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為堯舜為賢聖，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等來看，此中之天下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到了今天仍然把民主與「中國文化」對立起來，實是思想倒退五十七年。
教授引朋友的話，批評本人《生》文「塞了私貨、偷換概念」，例如批評教授「歧視移民」。教授又聲稱「不在意一些無聊及缺乏邏輯的評價」。本人從來無批評教授「歧視移民」，只是指出教授認為客觀上歧視是好的，因為可以令移民上進，漠視了歧視本身的道德問題。本人的批評，認真謹慎，敢問何來無聊之處？假若真有缺乏邏輯、偷換概念之論述，則請教授清楚指出。只批評而不提供理據，實屬低水平議論。教授與其繼續帶著偏見去批評當今香港青年的種種不是，倒不如詳述自己長期研究的「改良版資本主義理想」，相信對香港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