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增撥資源，要學校與大陸的學校「締結姊妹學校」，並且鼓勵學校多舉辦交流團。然而，究竟所謂「交流」是做甚麼的呢？我曾在2011年參加由教育局及中聯辦舉辦的「國慶交流團」，又究竟看到些甚麼？
2011年9月27日至10月1日期間，我隨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參加了「2011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團」，與同行的近150位本港教育界同工及約50位澳門教育界的同工，在北京訪問了5天，期間除了參觀了學校及一些博物館之外，亦出席講座及座談會，其中一場是由首都師範大學的刁永作教授主講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另一場卻是原本在行程內沒有的、由前中聯辦副主任、時任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王鳳超主講的「香港政治發展的歷程」。
參加這個交流團，我是抱著從旁觀察的態度去參與的，亦提醒自己要時刻警覺別讓眼前看到的一切誤以為就是國情的全部。在交流團出發前的簡介會中，教育局的官員已開宗明義是希望參加的老師多了解中國，以便配合當局推行國民教育的工作。
五天的訪問，行程的安排一如所料，是讓我們看到中國、尤其是北京在各方面的進步和成就。首天行程一下飛機、吃了午餐過後就立即到了北京奧林匹克公園遊覽，鳥巢、水立方、國家體育館就在眼前。這些曾經用來彰顯國力的京奧場館，幾年下來，漸見破落，其中國家體育館近一年多來甚少使用，甚至連玻璃幕牆也似乎因日久失修而爆裂了、在大廣場上的奧運雕塑「聖火傳遞」亦見銹跡斑斑。還好的是整個奧林匹克公園都向市民開放，市民可在廣場上休憩消閒、或可付出50元人民幣進入水立方游泳。問題是，50元人民幣的入場費對於北京市民大眾來說，不是一個容易負擔的價格吧？
行程中的不少參訪地點，也是預期之內，包括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時，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帶領中國抗日，對於當時國民政府的努力只是輕輕帶過。雖然這似乎與歷史有所出入，但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的這麼一個富有政治意味的紀念館，一切又似乎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我們身為香港老師，真的要格外留意。在行程的第三天，主辦單位安排了我們到「國家大劇院」欣賞由「中國武警男警合唱團」的國慶音樂會，我見到的是不少團友都受到音樂會中所演出的「紅歌」氣氛感染，從宣傳的效用看，安排欣賞這個演出是成功了。
行程第二晚我們出席了教育部的宴會，地點就設在人民大會堂的「澳門廳」。在晚宴前，當然少不免要聽一下國家領導人發表講話，今年出席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他在講話特別提到香港社會有些人在不少事務上總是反對，而澳門則對國家多所支持。由是觀之，似乎內地當局對於香港「不和諧」還是很有意見的。但他們應當細想，所謂的「反對聲音」其實只是一個現像，大家要深思的應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爭端？就如當年特區政府在新一輪的問責官員職位調動，找來了由民望長處末席、對民意長期漠視的林瑞麟升任政務司司長，香港人能不走出來表示反對嗎？
從韓啟德當天的講話，我就不奇怪為何在行程中的首天臨時加插了由王鳳超主講的「香港政治發展的歷程」講座了。我們在香港，一直不缺乏對於香港政治發展的本土論述、也不缺來自港英當局的角度。這一次由內地官員講出他們的看法，包括對幾次「釋法」的看法，內容我雖不完全同意，但總算第一次親耳聽到他們是如何看香港的政治發展，也感覺到他們對於香港事務的掌握，要比我們所認為的要細緻得多。未來幾年，香港有幾場重要的選舉，我想香港人真的要主動多投入參與，否則用不了多少年，我們將會失去香港政治發展的主導權。
整個行程其中有一個項目，令我感到不是味兒。我們一行人在第三天的上午走訪了位於北京懷柔區橋梓鎮的北宅村。這是一個北京市新農村建設的示範村，當我看到那裡的農民生活條件，雖說不上是很富裕，但至少是溫飽不太大問題的時候，當然也感到高興。可是，在這農村中，不單建了一座宏偉的村政府大樓，仿古希臘式的三開格局建築，與周邊的農舍顯得格格不入；更令我無言以對的是村內建了一個擁有18個洞的標準哥爾夫球場！很明顯，球場絕不是村內一般居民可用的，他們一般只會在村內的文化活動中心參與活動。我們都知道，哥爾夫球場對於環境的影響，但偏偏在一條農村中卻有一個如此大規模的哥爾夫球場，可見內地一些地方對於發展還是欠缺了整全的觀念，也許這仍是「政績工程」的濫觴。不單如此，我們獲安排進入哥爾夫球場的會所參觀時，工作人員知道我們並非貴賓時，更下逐客令，要求我們離開。很難想像，村內的一般村民會獲准進入了。
整個交流團中，與教育直接有關的是行程第二天的學校參觀。我獲安排參觀的是「北京小學」。這所成立於1949年的學校，是北京市的重點小學之一，從學生大多數都圍上紅領巾的情形看，這應是一所為培養共產黨員而設的學校。事實上，從學生的表現看來，他們的家境應該都不俗。當天我們觀看了一課小五的語文課，講課的老師也是特級教師，這一課她運用不同的手法去解說漢字的特色，同學們都勇於發言，而且學習認真，幾乎沒有半句多餘的話。當然，內地用簡體字，有些時間也看到同學對於古文字的理解較用正體字的香港困難。當看到那裡的同學的學習態度，我不禁為香港的年青一代擔憂。
在中國高速發展的今天，國內的年青人似乎已經準備就緒，為將來作準備，但我們香港的年青人很多都似乎沒有危機意識，沒有準備好在未來與內地的的年青人競爭。前中國民生銀行行長王浵世曾說，不要以為香港人回內地工作是屈就，現時內地開放了不少，與外國的交往也更直接，以往香港人擁有的現代管理經驗及國際視野，內地已可以不假外求。就如在整個旅程負責照顧我們的，是一班來自首都師範大學的同學，他們謙虛、自信、好客，令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未來是多麼期盼，我想香港的年青人要是仍不思長進的話，這對於他們、甚至是香港的將來，都存在隱憂。
這個交流團已辦了多年，從來都是由主辦單位，包括教育局及中聯辦邀請教育界的同工參與，不設公開報名的，這似乎又營造了一種「特權」的意識，讓參加者多了一份優越感。在行程的安排上，我們看到了北京好的一面，但我卻要質疑，這並不是北京的全部，中國的發展也不是全都一如北京。不容否認，內地的經濟發展非常快速，人民生活也逐漸改善，但是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中國人要爭取民主自由，似乎仍是長路漫漫。我們在香港，尚有相對的自由時，我們實在責無旁貸，繼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出力，而我們教育出來的下一代，更應要他們接好棒，讓民主自由在中國遍地開花。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成功，香港亦是重要一員，今天我們思索香港在中國的角色時，應不忘這點。
行程最後一天，我們獲安排在天安門觀禮台觀看十一國慶的升旗禮，是否感動，見人見智。我站在台上，望向天安門廣場，觸動我的，卻是想起了六四。多少年輕的生命就曾在我觸目所及之處、在那場壯闊的民主運動逝去。那天看升旗，我的心卻在隱隱作痛。
真正的國民教育，不單是我們能看到中國發展好的一面，還要帶領學生思索中國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改變得更好。能親身到北京一看固然是好，但我們身為教師仍要警覺，這不是國內發展的全部。
交流團完結後，我就收到由教聯會發出的邀請，參加關於「締結姊妹學校」的簡介會。一直以來，教聯會都受教育局委託，負責為港中兩地學校引介，結成「姊妹」。我相信，不少同工參加了交流團，看到某個方面的中國發展，參觀了一些樣板學校，都不大會抗拒與大陸學校「締結」的，如今梁振英加強這工作，肯定不是為教育著想，也同時以公帑壯大了教聯會了。
（文章原寫於2011年，2015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