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國際

求學筆記(一):種族聯邦制及國家解體 —— 蘇聯作為「典範」

求學筆記(一):種族聯邦制及國家解體 —— 蘇聯作為「典範」
廣告

廣告

前言

本人尚在求學中,仍有機會(需要)閱讀學術文章及書籍。日前在閱讀有關蘇聯解體之文章時,半睡半醒,忽發奇想:假若偶能把所讀文章做一概括,寫下來並發表之,既能加強記憶,又能把所得公諸同好,豈非利人利己?故坐言起行,實行計劃,開始寫這求學筆記系列。既是筆記,則多是一些文章之概括及整合,偏向直述文章內容,且較為零碎,缺乏系統與批判,間中也會有些少錯漏。看官讀後有否所得,視乎各人需要。會否對香港及中共之現狀有所啟示,也視乎看官之演繹。至於計劃能否持續,難以斷言,還看本人意志。以下乃第一篇筆記:

所謂種族聯邦制(ethnofederalism)

一九九一年,蘇聯突然急劇解體(dismember),令時人詫異。不少政治學者也嘗試分析箇中原因。其中一些制度論者(institutionalist),認為蘇聯的種族聯邦制,令其能維持數十年之國祚,但同時也是其解體之因。而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解體,原理一也。

所謂種族聯邦制,就是在一多民族國家中,大概按照各民族(nationality)或種族之地域分佈劃定邊界,建立共和國,繼而組成聯邦。(種族與民族之觀念類近,卻非等同,然此處不會分析之。)蘇聯實行此制度,並推行一重要政策:各共和國官員「本地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中央會在各民族共和國中委任本地人為黨及政府幹部,即由本地人治理本地人。此等本土幹部獲中央授權,管治一方,負責把中央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透過本地文化宣揚開去。幹部同時擁有權力,在適當時候鼓動群眾。然而由於各幹部乃依靠中央獲得收入、權力及獎賞,因而不會過份鼓動民族情緒對抗中央。

在每一共和國中,分開持有壟斷地位之民族(titular-nationalities),及其他小數民族。例如在喬治亞(Georgia),喬治亞族人(Georgians)擁有壟斷地位;在烏茲別克(Uzbekistan),烏茲別克族人(Uzbeks)擁有壟斷地位,但他們在其他共和國中,則是少數民族。中央容許各共和國制定以主要民族為基礎之政策,並歧視少數民族。例如在烏茲別克,烏茲別克族人壟斷大部分政府職位及高等教育學位,並以烏茲別克語為教學語言。如此,則在每共和國中造就了一班本土精英,而這班精英必須依從地方幹部訂下之規範方能「上位」。其他民族及嘗試在體制外「上位」之精英,均被打壓。當某些幹部過份投入鼓動民族情緒,也會被中央撤換。聯邦制因而得以維持。

制度崩壞之源,就是制度本身

儘管蘇共中央嘗試以此制度由上而下控制地方,然制度本身種下了分裂之種子。地方幹部由地方的「自己人」擔任,且可以推行優惠自己民族之歧視政策,因而得到當地人支持,建立了相同民族組成之群眾基礎。此外,即使蘇共強調聯邦中,各共和國「以民族為形式,社會主義為內容」(“national in form but socialist in content”),並壓制民族主義,但以相同民族為組成基礎劃分共和國,確實給予各民族清晰之地域概念,以及某程度之自主。而地方幹部得到群眾支持,建立基礎後,也與中央漸行漸遠。

經濟下滑時,問題一一浮現。地方幹部透過給予資源獎賞,收編精英、拉攏群眾。經濟轉差,資源減少,幹部便慢慢失去壟斷地位。幹部唯有向中央爭取更多資源。而最有效方式,乃鼓動屬於相同民族之群眾,發動示威。當中央也缺乏資源時,問題便一發不可收拾。

蘇聯採取全聯邦再分配(redistribution)之經濟政策,從較富裕之共和國抽取資源,協助較落後之地區,以達致平等。當經濟增長時,問題不大;但當經濟下滑時,富裕之共和國自然會抗命中央。其中波羅的海三國及高加索地區較為富裕,拒絕支援較落後之中亞地區。地方幹部於是鼓動群眾,舉起自治、自主之大旗。幹部運動群眾,但群眾運動卻容易失控。

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之影響

自由化及民主化,不必然帶來國家解體,但在種族聯邦制中,卻有此效果。一般而言,開放報禁、黨禁,開放言論自由及政治自由,能令一國走向多元主義(pluralism),眾聲喧嘩。然在種族聯邦制中,卻令各共和國中之民族得到機會,宣揚民族主義。由於語言各異,開放言論自由造成多個割裂的語言共同體。政黨(包括地方共產黨)為打好選戰,也以民族及身份認同為政治綱領,挑戰中央地位。

蘇聯晚期,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Горбачёв),推動改革開放,正正造成上述狀況。此外,各共和國開始推動選舉,而黨中央卻維持威權(儘管是弱勢的)統治,令地方更加離心,甚至開始無視之。其中俄羅斯共和國選出葉利欽為總統,對戈爾巴喬夫及蘇共中央造成極大威脅。結果蘇聯民主化,促成分裂解體。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也同樣因為種族聯邦制而走向分裂。其中南斯拉夫各共和國本身之獨立程度,比蘇聯各邦更高。鐵托將軍(Tito)死後,國家走向邦聯制(confederalism),各共和國早已針鋒相對,因而導致其解體之時出現內戰及種族清洗等可怕慘劇。

後記

所讀其中一篇文章,引用了美籍華裔學者裴敏欣的論述,指出中國雖然是單一制國家,但也出現了類似聯邦制的雛形。各地區極大的經濟發展差異,新疆及西藏等自治區的民族主義,及地方派系如上海幫及廣東幫之形成,令中央越來越受挑戰。中共中央之大一統意識,與地方主義之興起,可謂水火不容。近日梁振英曲線推動「港獨」潮,自治論甚囂塵上,而某些政團及政客又推出「香港建國」的口號。或許看官可以從蘇聯解體的歷史故事中,得到某種分析資料及框架。

參考文獻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uccessor states. An institutionalist account.” pp. 23-54, in,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Rogers Brubaker (ed.). Cambridge: CUP.

Bunce, Valerie. (1999). “Peaceful versus Violent State Dismemberment: 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Politics and Society, 27 (2) pp. 217 - 237.

Leff, Carol S. (1999). “Democratiz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ist Federations”. World Politics, 51 (2), pp.205 - 235.

Roeder, Philip G. (1991). “Soviet Federalism &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2), pp.196–232.

廣告